涂不上墙的和PS不掉的——专访张大力

过年过节就别出去画了

1987年，张大力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毕业，没有服从分配回东北，在北京流浪，没有户口，被吴文光拍到纪录片《流浪北京》里了。

张大力1993年在意大利波罗尼亚的大街上，喷出的第一个“空洞的人头”就是他自己。他因为把漆喷在了当地居民的门上而遭遇过一次小小的冲突。当他1995年回国在北京的街头喷同样的人头的时候，他遇到了沉默的人群和找上门来的警察。

因为必须趁月黑人静出去“作案”，又不能留名，同时又被城管部门和媒体认为是城市秩序的捣乱者，所以，把西方的涂鸦艺术带到中国的张大力，长时间躲藏在暗处隐姓埋名。

2000年，他的涂鸦是在故宫旁边正在拆迁的墙上凿出了个人头形状的大洞——这幅照片登上了美国《新闻周刊》封面，那期的专题是《老亚洲新面孔》。涂鸦15年，发现它在中国由批判的工具变成有组织的国家艺术，他停手了。

西方的“涂鸦”艺术和中国历史上的“涂鸦”根本没有关系。西方的涂鸦一是有工具意义，它用的是现代的汽车喷漆罐。第二是形式美学意义。第三是处于劣势的群体，他们为了反抗主流的压迫而被迫寻找公共空间来表达自己的精神和话语权。这三种东西结合的涂鸦具有了让人震惊的力量，涂鸦最后变成了西方艺术重要的一部分。

墙上的骂人话和流氓图那不是自觉的涂鸦艺术,胡涂乱画与涂鸦艺术是不同的两个概念。我做涂鸦已经十五年，我只画一种东西，就是这个人头，很单调很空洞的一个人。我管它叫“对话”。因为在我之前中国是没有涂鸦艺术的,是我第一次把涂鸦艺术画在公共的墙上。

我是1995年在北京开始画的，前两年都是匿名的。看到很多报纸一直在报道我，我都藏在后面。到了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之前，6月份警察来找我。

我那时住在东四十二条，来的是东城区的一个警官。我还没来得及把门打开，他一下子就挤进来了，给我看了一下他的证件。他在屋里到处都看了一遍,我给他倒茶，给他烟。他就在那儿坐着，不喝，也不抽，用眼睛看着我。后来他突然说：“是你画的吗？”我说不是。实际上这个回答的过程你已经招供了。

我给他看了我的毕业证，我说我是一个画家，美术学院毕业的。这些东西都是我一个人画的，它是一种现代艺术，在国外非常普遍，叫涂鸦。我给他看我从国外带回来的画册，像基思·哈林、巴斯奎特等人的涂鸦。我说这种形式在欧洲非常普遍。后来他来找了我三次，往上反映情况，他说香港要回归了，你弄这个什么意思？

后来这个警官不来了，管我那片胡同的片警又来找我。片警还不错，因为这些年轻的片警受过很好的教育，都是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