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奥本海默传》作者凯·伯德:“仍有一些人类可以做出的选择”
“说今天中美、美俄存在所谓‘冷战’或‘冷和平’,是非常短视的。譬如说到对核武器的管控,我认为中美俄三国达成一致意见是可行的。在轰炸广岛后的第54个月,奥本海默在费城发表过一个演讲:核武器是用来侵略的武器,不是用来防卫的;它也是用于恐怖主义的武器,使用它的唯一目的就是制造恐怖。”“你必须问自己一个问题:日本人输掉战争是因为原子弹吗?我会说不。”
“美国拥有那么多杰出的科学家,却没有受人尊敬的科学家来给公众指导和建议。为什么变成这样?原因之一就是奥本海默在1954年所遭遇的——他在“袋鼠法庭”(指“不公正的非法法庭”)上被公开羞辱。这向整整一代美国科学家发出一个信息——呵呵,你得小心点,最好待在你狭小的专业领域内,不要妄想进入公共领域来谈论政治和政策,否则你就有可能被毁掉。”
发自:上海
责任编辑:周建平
2023年5月,电影《奥本海默》全球公映的两个月前,凯·伯德被导演克里斯托弗·诺兰邀请到好莱坞。到达洛杉矶的第二天上午10点,诺兰把他带进一家IMAX影厅,里面空无一人。诺兰让他坐在影院正中的座位——那是诺兰的专座,然后悄然离开,让伯德不受打搅地独自观赏。
“当时,我情感上受到的冲击很大。我一边看,一边想起马丁,如果他也坐在这里,会有怎么样的感受。”马丁·舍温是伯德撰写人物传记《奥本海默传》的合著作者,他自1980年起为该书进行地毯式采访、调查、资料收集,耗尽20年光阴。2021年当伯德和诺兰首次就电影改编会面的两周后,85岁的舍温因病去世。
电影放映结束后,伯德向走廊尽头的诺兰走过去,给了他一个拥抱,轻声说:“这是一部伟大的电影。我希望它能拿到奥斯卡奖!”
2023年12月底一个湿冷的下午,在上海的中信大方,伯德向《南方人物周刊》记者回忆起18年里三次流产的电影改编、与诺兰合作的始末,以及对老友、搭档舍温的怀念。
人物传记之外,伯德的研究专长是原子弹爆炸、美国-中东政治问题。自4岁起,他就跟随当外交官的父亲,辗转于耶路撒冷、特拉维夫、沙特、开罗、黎巴嫩等中东国家和城市,童年充斥着枪声、爆炸声和铁丝网。20年的战火亲历,使得他对战争、冲突、地缘政治问题异常敏感,为人类的未来感到忧心忡忡,却始终抱有明亮的心态。他认为人类是可能有更好的和解方案的。
面朝窗外阴绵的冬雨,我们进行了一场关于核武、冷战和历史可能性的碰撞式交流。
奥本海默太天真了吗?
南方人物周刊:原著里所展示的奥本海默和其他人物,都有极其复杂多面的个性,你认为电影呈现了角色的这种内在丰富性了吗?
伯德:是的,我认为电影在这方面做得很成功。尤其是扮演奥本海默的基里安·墨菲,他把握了这个人物的那种内在紧张感,你知道,奥本海默个性非常强烈、充满能量。我认为墨菲也把握住了他的嗓音、他说话的方式。你知道奥本海默是非常雄辩的一个人,他能够随时上台做演讲,他是自我训练过的,不需要任何提纲就能即兴演讲,而且他的嗓音具有一种魔力。我认为墨菲把握了他嗓音里的某种精神特质。
南方人物周刊:诺兰和墨菲确实做得很棒。但作为原著作者,通常心中标准会高于一般普通读者和观众。坦率地说,你是否觉得还有些部分可以有更好的提升呢?
伯德:正如你说的,电影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功。当然,电影没法面面俱到,譬如没有涉及他的童年,他所享受的特权,以及他在1954年听证审判之后的人生等。你不能从电影里得知那一部分,那也是故事里有趣的部分。你知道一部电影没法涵盖所有,否则它时长可能会是24个小时。
当你写传记时,你不得不对材料做取舍。电影创作者则要做更艰难的选择。在我看来,诺兰在选择把故事的哪些部分放入电影时是非常有智慧的。整部电影聚焦在两件事上:一是原子能的科学发现和制造原子弹的胜利,奥本海默取得了胜利;另一个是“二战”结束9年后他个人的遭遇,他接受安全听证会并被剥夺安全许可证,随后听证会的作证内容被人泄露给《纽约时报》,他被公开地羞辱、被毁掉了作为公众人物的声名。所以,这个故事的核心部分是奥本海默的胜利和之后的命运坠落,那就是书的重心。
诺兰很清楚必须把这两个层面的故事放进电影里。其中,最重要的是安全听证会。
南方人物周刊:电影最终推出的时机很好——某种意义上我们现在身处的这个世界和奥本海默的时代越来越接近了。奥本海默尤其推崇另一位世界级物理学家尼尔斯·玻尔在“二战”末期提出的“开放世界”理念。玻尔在科学界最早提出国际核技术透明和核武器管控的想法,认为这会让世界在战后避免军备竞赛。奥本海默在“二战”后孜孜不倦、竭尽所有地推广玻尔的理念,并试图影响美国政府的公共和外交政策。说实话,你认为历史真有可能朝他们俩希望的方向走去吗?
伯德:你是问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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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赵立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