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会】孟泽 诗性与理性

孟泽 湖南双峰人。曾师从羊春秋习古典文学、吴思敬习文艺学，现为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比较文学系教授。著有《中国历史狂士》、《无我有我之境》、《两歧的诗学》、《王国维、鲁迅诗学互训》等书。

审美说到底是情感问题、精神问题，只有在现代背景下重构"个人"与"天下"的关系，重构与新时代相协调的个人世界观，才能找到个人的归属和心灵的自如，无论是情感上的，还是生命上的。

孟泽　图/赵卫民/杨子

有破坏而无建设，有现世而无理想，有清浅的理智而无深厚的情感，唯物、功利甚至势力，这样的概括不止于二十世纪，今天仍在延续。这个时代许多旧的架构和规则在消解，新的格局尚未成型，渺小如凡人难免失措，只求应然之事成为一种自我保护的现实选择，诗性的缺失似为必然。

结识孟泽是一段美好的体验。浸淫中国古典文学数十载的他，言谈中不自觉流露的诗意的唯美和精巧的文法，时常令人讶异和欣喜。讶异是因为，这种表述，诗化的、温婉的，放在直接简陋的当代语境里，多少显得笨拙和不调和。欣喜不必说，还有什么比灵性更可贵、 比汉语之美更久违？但他又不是夸张的，甚至连奔放也算不上，缜密周全于是表达只得克制。据他说是因为年少时读进了许多的黑格尔、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浪漫的天性便被逻辑的艰辛绑架了，直到今天仍在诗性与理性这相反的两极之间纠结。

杜甫云："湖南清绝地，万古一长嗟。"湖湘文化之于近代中国意味斐然，舍湖南难以言中国并不托大。王夫之、曾国藩、谭嗣同、毛泽东，湖南人不乏诗意的血性、对家国情怀的传承和发扬，可说是传统走到近代的一次迸发，呈现出一种不止于楚文化的迤逦、亦不同于中原文明伦理教化的波澜壮阔。将论坛下午讨论环节的主题设置在"天下意识、家国情怀和个人归属"是孟泽提出的，本以为这种提法上能将改革开放三十年这一刚硬的题目柔化，下能让其着落在个人命运和情感上，不致宏大到不接地气。不曾想这个"宇宙问题"一抛出众人都有点晕，个人之于"天下"、内心之于外部世界的对立和统一一下子厘不清，却三三两两谈起了自己的尘封往事和年少记忆，动情动心。末了，一直听而不言的孟泽总结说，这般场面是他"始料不及却喜出望外"的，因为各位嘉宾都"袒露了自己的心灵"，让他感受到了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他们学术背后的潜在动力，那是"关于人、关于心灵的一种关怀"，这反倒是他这些年来参加了许多文学会议所没有看到过的。

就他个人而言，从审美的角度切入阐释恰恰可以为这个话题提供一种更为高蹈的补充。三十年前，十五岁的他便进入了湘潭大学中文系。大学前三年，除了背诵《离骚》、一首首钞录《宋词三百首》，总觉文史、文理的教化不得要义，"把原本应该明心见性的文学弄成了剑拔弩张的政治辅修。"大学第四年，碰到了民国学者萧艾，在举世尚不知王国维为何方神圣时便受教了王国维其人其文；遇到了诗人彭燕郊，接触到了彼时国人很不待见的颓废的现代文学鼻祖波德莱尔，从此开始反省自己的审美。

《诗经》推崇 "乐而不淫， 哀而不伤"、"思无邪"、"发乎情、止乎礼"的美学原则，但这并不是美学的全部和唯一，这其中包含了道德选择而不只是审美。审美对于人的情感必须是开放性的，如果将之以道德规范，再伟大的道德，即便是家国天下的道德，也不可能达到纯粹的艺术高度。"我们曾经处在家国天下这样一个完整的精神结构里面，现在这个世界消失了，现在的生活里已经找不到这样一种定性，于是我们的精神选择有一种逃避的倾向。"孟泽认为现代的情感可以超越传统的"温柔敦厚"，挥洒至更加惊心动魄的"壮观"。审美说到底是情感问题、精神问题，只有在现代背景下重构"个人"与"天下"的关系，重构与新时代相协调的个人世界观，才能找到个人的归属和心灵的自如，无论是情感上的，还是生命上的。

抽离了家国天下，我们是谁？

"个人、家国、天下"在传统的中国是一个一体化的系统建构，按照儒家的经典说法，那便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然而在今天看来，在现代文化和制度的冲击下，这种价值理想也变得可疑。我们已不再是皇权下的臣民，不再是君父的代理人，不再有人可以去担当一个拯救者，一个隔岸观火的悲悯者，你自己就是水火，你就在水火之中。
我们的传统里始终缺失一种基于草根的悲悯，缺失普遍的对于人性的关照，对于个体的微观的情感习惯性忽略和掩饰。
尽管我们是一个很实用的民族，我们的文化里有实用主义的一面，但我们也崇尚精神，只是这种精神不是关于文学、精神和信仰，它指向的是政治。在我们最需要精神的纯粹性和超越性的地方，最需要想象力的地方，我们填上的是结结实实的功利；而在最需要务实的地方，我们却想当然地浪漫。整个二十世纪延伸到今天，我们有时候把文学做成了政治，非常规范；却把政治的文本写成了文学，非常浪漫，也非常绝望。有时候，我们是以行政的方式和标准在做人和要求做人，却以做人的方式来打理行政。在最需要审美自由的领域，我们严防死守，在最不能容忍自由的地方却为所欲为。我们撒的谎，常常是关于信仰；我们做的妥协，常常是关于价值立场；而我们的真诚和坚持，却多半只局限于一种有限的现实目标，或者直接是和利益有关的具体事务。所有这些都造成中国当下文化气质的阴阳不调。中国人还是有很大的隶属性、依附性，我们还没有建立起一种不再屏蔽于家国、天下这种情怀的个人的主体性，从而生发出我们独立的意志和自由的思想。只有克服了这种拘束和局促，我们的自我表达和情感抒发才能够自然、自如，我们的审美才能够舒展和创造。（整理：姬宇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