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会】孙立平 我们都久违了自由的意志和舒展的灵魂

孙立平 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新闻系，后曾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任教，现为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八十年代主要研究社会现代化，九十年代后转向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目前集中研究转型社会学。

这二十年来，我们的经济在发展，但我们的精神、灵魂却在抽搐。无论个人也好、家庭也好、国家也好，都需要一种开放、自信的心态。从体制性的拘谨当中，把我们自由的意志和舒展的灵魂找回来。

孙立平　图/赵卫民/杨子

从小到大，我看过很多小说。唯一能够复述出来的，是我1977年上大学的时候在一本非常没名的杂志上看到的一个非常没名的作者写的非常没名的一篇。

那个故 事讲，部队里一个战士马上要复员了，当时复员后的工作是组织分配的。如果复员前入了党，就能分配个比较好的工作。那党要怎么入呢？有人就给那个战士出了个 主意，给指导员送烟送酒送礼品。那时候部队里一个月只有四五十块钱工资，可是那位战士还是买了些烟酒给指导员送了过去。结果到了复员的时候，入党的事还是 没有解决。在将要离开部队的前天晚上，那个战士跑到指导员的办公室里大吵大闹，说："我给你送了那么多东西你还不让我入党！"越说越激动，就把枪举起来对 着指导员："看我毙了你！"手指已经扣着扳机了。指导员办公室的隔壁是连长的办公室，连长听到声响跑过来一看，心想现在不能轻举妄动，不然一个不小心就能 把人给伤了。他灵机一动，想起在电影里看到过这样一个情节，叫做"精神威慑法"。于是，他一边往前走，一边说："你开枪啊！你开枪啊！"战士回过神来，发 现自己正拿枪指着指导员，已经愣了。又听到这个声音，更愣在了那里。连长慢慢走过去，一把把枪就给拿下了，避免了一场悲剧。后面部队要处理这个事情，先处 分了那个要开枪打死指导员的战士，接下来就轮到了连长。连长不明白，为什么要处分他？领导说，人家已经用枪指着指导员了，你怎么能还让他开枪？连长辩解 道，那是"精神威慑法"，电影里就有。但你想当时七十年代，那种思维就不能理解什么是 "精神威慑法"，就没有地方去放那个"精神威慑法"，最后还是把连长给处分了。

这个故事很典型地反映了当时我们的思维方式。那不是一种个人的思维，而是制 度的思维。这两种思维当然是不一样的，每个人都能理解的东西制度就不一定能理解。我写过一篇文章，叫做《体制的心事》。这种体制它是愁眉苦脸的、满腹心事 的，人人身在其中都很拘谨。前阵子我看到了一篇关于中国足球的评论，只是一篇网上的短文，但是非常透彻。它说足球最需要的是自由的意志和舒展的灵魂，而中 国足球最缺乏的就是这两样东西。所以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如果中国在开场的时候就被对方踢进去几个，苦苦地追，这场球还能看一下；而如果自己先轻易踢赢对 方几个，那就完了，就不会踢了，那种拘谨的心态就出来了，动作都变了形。

这说的是足球。我觉得我们今天的社会就好像足球。今天我们的学习能力很强，但是和 八十年代比起来，社会风气拘谨了不知多少倍。八十年代是真正的学习的年代，我觉得改革开放三十年，尤其这二十年的大发展，实际上是那一个朝气蓬勃的、大气 的、充满自信的那样一个舒展灵魂的时代的产物。这二十年里，我们的经济在发展，但我们的精神、我们的灵魂却在抽搐。越来越失去自信，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少， 内心世界越来越空虚。这样的一种拘谨，也许现在还不至于妨碍经济的发展， 但往长远了看，未来的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对于我们处理尚存的那些棘手的问题，会构成一种限制。无论个人也好、家庭也好、国家也好，都需要一种开放、自 信的心态。从体制性的拘谨当中，把我们自由的意志和舒展的灵魂找回来。

中国经济问题类似美国三十年代大萧条
中国的很多问题都是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发生的，我把在此背景下发生的问题叫做"中国经济问题"。与其说中国现在遭遇的问题与美国同期相似，不如说与后者三十年代大萧条更相近，过的是同一个坎，都是从生活必需品时代向滥用消费品时代的转型。
美国和西方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进入的这个转型期，我们则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开始。一个社会转入滥用消费品时代是一个异常艰难的过程，需要 一种新的消费模式，这个模式的形成需要特定的结构和制度的支撑。如果不能成形成支撑，这个时代也就形不成，于是大萧条便发生了。那个时期的社会变革，都是 围绕着推动这些结构和制度的构建而进行的。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这样概括当时美国的社会图景："男男女女都在说这个制度还能运作下去吗？"但是通过变革，不 但转危为安，资本主义制度也得以重塑，走向公正、平等和规范。
中美两国对比之下，相同的表征背后的实质却是相反的：它是过度消费，你是生产过剩；它是消费信贷环节的断裂，你是外部需求的减少；它是虚拟经济的层面，你 更多的是在实体经济层面。更进一步，如果我们把经济危机到社会危机看作是相互传导的过程，美国更多的是在金融的层面上，金融影响实体经济的链条。要解决的 是金融监管或者说金融创新的规范，货币体系的改革，从长远来说就是说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的转变；而中国则是经济危机向社会层面的传导。中国要转到以内需为 动力的发展路径上来。无论从创造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的社会条件，还是减轻金融危机和社会危机的后果来说，中国都需要一次社会结构的调整。  （整理：沈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