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疑推理作家访谈录丨呼延云：原来侦探也会失败

“黑暗中，她摸到了那块骨头。”从敲下这句话开始，呼延云开启了自己的推理小说创作生涯。从2009年以《嬗变》出道至今，呼延云十四年来坚持写作同一个侦探的系列小说。

呼延云小说中的侦探也叫呼延云，这种推理小说作家与笔下侦探“同名”的情况并不少见。现实中作为记者的呼延云、作为推理小说写作者的呼延云与小说中的侦探呼延云，都在执著探索着某种关于社会、小说、案件的真相或真理，他们都是某种意义上的“真相推理师”。

一名现代侦探正在分析案件线索（创意图）。视觉中国

与此同时，相比很多当代国内推理小说作家风格、面目都很明确，每一部小说创作的流派传承也都清晰可见，呼延云的创作风格比较驳杂。他的小说令我产生了一系列的疑问：比如其是否属于“社会派”推理？他小说中的“本格”诡计、刑侦设定与幻想成分是如何被结合在一起的，其中的矛盾和裂隙又该如何得到解决？为何他在关于中国当代背景的小说写作中，会经常挪用《乌盆记》《空城计》等传统故事元素？

除了推理小说，在一个半小时的交流中，我们还谈到许多话题，比如他早期写作道路上遭遇的挫折、十八年记者从业经历与见闻感受、当下的创作焦虑与生活压力等等。他的一句“一个背了200万元房贷的人，是不会去写在北京四环以内为了杀人而造一栋房子的”，既幽默、坦诚，又无不精辟地指出了所谓“本格派”与“社会派”之间的根本性差异。

呼延云。受访者供图

一个推理小说家的阅读史

南方周末：先聊聊你作为一名推理小说作家的阅读史，对你影响最大的推理小说作家是哪位？

呼延云：主要是埃勒里·奎因、杰夫里·迪弗和宫部美雪，这三位影响可能比较大一些。其实现在流行的“新本格”对我的影响非常小，影响比较大的还是古典本格和“社会派”。

南方周末：你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阅读推理小说的？

呼延云：我是1976年出生，小时候接触到的主要是一些日本“社会派”的作者，比如水上勉的《海的牙齿》，还有森村诚一的作品，很早就有译文了。到2000年左右，开始读奎因的小说，还有杰夫里·迪弗《人骨拼图》的电影原作。读宫部美雪是很后面的事情了。

南方周末：1978年国内引进了根据西村寿行小说改编的电影《追捕》，1979年引进了根据森村诚一小说改编的电影《人证》，都在国内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效应。随之而来的1980年代，特别是1985年之后，日本“社会派”推理小说就被大规模引进国内，比如你说的水上勉和森村诚一，当然还有松本清张和西村寿行，正好是你的少年时代。

呼延云：对的，我们的创作和代际阅读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比如我小时候读的是这些“社会派”作家作品的翻译，而现在85后的作者们，他们青少年时期接触的就是“新本格”，而这些最初的阅读经验，很大程度上构成了我们后来创作的某种文学底色。

南方周末：关于埃勒里·奎因的小说，你似乎更喜欢他后期的作品，为什么？

呼延云：首先，奎因早期的“逻辑流”我也非常推崇，比如《希腊棺材之谜》《Y的悲剧》《半途之屋》《荷兰鞋子之谜》等等，特别是《希腊棺材之谜》和《荷兰鞋子之谜》很早就有翻译，我最初接触的是他这两部作品。

南方周末：这两部小说改革开放初期就分别由群众出版社和辽宁人民出版社翻译引进了。

呼延云：我小时候读的这些侦探小说，大部分的侦探都是具有一定神性的，包括奎因早期作品中的侦探，近乎全知全能、无案不破。所以我后来开始读奎因后期的作品，比如《凶镇》《十日惊奇》和《九尾怪猫》，第一感觉是原来侦探也会犯错，也会失败，也会品尝绝望和痛苦。这给我带来的阅读冲击感是很大的。

我认为像福尔摩斯这样的侦探形象之所以那么迷人，因为他其实昭示了启蒙运动以后，人文主义和科学精神这样一种必胜的信念。本格推理小说中侦探所代表的始终是一种智慧和正义的象征。他无论怎样，遇到什么困难，最后必将战胜愚昧和邪恶。但是奎因后期的作品不是这样，它为我们展示了一个“二战”之后的世界图景，比如说“娜拉走后怎样”？出门可能就踏入新的深渊；启蒙以后又会怎样呢？唤醒的可能是人性中更大的恶。所以奎因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再伟大的侦探，你能破获一起谋杀案，但是当你面对集中营这样的血腥屠杀时，却是束手无策的。这里面表达的是对侦探小说所塑造的神性的一种否定，其中包含了一种对时代造成的巨大悲剧的无奈。

我们往往以为人的站立需要神的扶持，但真正的人的站立往往是随着神的倒塌而实现的。我在奎因后期的作品中，发现随着小说中神性的倒塌，不但没有泯灭掉人性的光辉，反而让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