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进城做保洁，女儿记录这些老人和他们擦亮的角落

在深圳的高级写字楼，与厕所间并排的狭小工具房里，储存了近三十种工具，光清洁剂便有十几种。保洁员春香把常用的清洁工具都放在手提桶里，有十多斤重，走哪儿提哪儿。长时间拎着水桶，令她的右肩经常疼痛，尤其到了雨天，她的右手连楼梯道的玻璃门都推不开。

水桶不离手的保洁员春香，不断擦亮这座城市。受访者供图

2020年秋天，由于在老家找不到赚钱出路，52岁的春香与60岁的丈夫，从陕西商南县来到女儿张小满所在的深圳。在这座超级城市里，他们以保洁员的身份，找到了生存的缝隙。

从媒体辞职后，张小满进入互联网大厂工作。在母亲从事保洁工作之前，她从未特别留意过身边的保洁员，即便每天就身在他们维持的光鲜整洁之中。透过母亲的双眼，她逐渐看见这座城市里一些被遮蔽的现实。在非虚构作品《我的母亲做保洁》中，她记录了母亲从事过的三份保洁工作。素材来自母女二人下班回家唠嗑时母亲绘声绘色的方言讲述，也来自张小满与丈夫去到母亲工作现场的经历。

春香先后在超级商场、政府大楼、高级写字楼工作。在写字楼时，6个卫生间的清洁任务是最繁重的。每天早上9点前，她要赶在白领们到达之前完成工作。首先，用毛巾擦洗洗手台、镜面、墙壁、门框，顽固污渍用玻璃刀刮掉。然后是12个小便池和24个马桶，平均3分钟得清洁1个马桶。

但保洁已是她做过的最轻松的工作，来鹏之前，她在建筑工地、矿山、国营农场里干更重的体力活。保洁一个月工资2500元到4000元，也比在老家挣得多些。

张小满发现，保洁员的队伍里看不到年轻的面庞，并且永远缺人。只有来自农村且年龄偏大的人才会留下来做长期工。深圳的保洁和绿化工作，大多是由五十岁至六十岁的老年人承担起的，他们来自广西、湖南、四川、江西、河南、陕西……他们的人生规划离“休息”二字很远，趁着自己还有工作能力，尽力赚钱，为个人养老做储蓄，补贴儿女的婚育生活。除去极少数人拥有充足物质基础带来的安全感，可以相对来去自如，其他人都不敢轻易退出劳动市场。

保洁员春香在整理毛巾。受访者供图

“能多干一天就是一天，像我们这种普通家庭都是这样想的。有一个阿姨，她的女儿女婿在深圳已经立足很多年，她女儿是一个钢琴老师，她自己已经70岁了，还在继续打工。她很担心她女儿，家里只有她女儿在挣钱，她要挣钱帮她女儿。”张小满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在这本书的写作过程里，母女彼此也抵达了更深的理解与支持。张小满最初便是带着改善两人关系的期待开始记录的。自求学起，张小满无论在物理还是心理意义上，都离家乡越来越远，在深圳打拼的八年更是如此。多年不在一起生活的母女俩，于狭小的房子里爆发了深深浅浅的冲突。张小满看不惯母亲“寄人篱下”般的小心翼翼和过分节俭的生活习惯，春香也时常批评女儿的消费观念。

虽然生活习惯、观念差异仍然难以调和，但母女俩都在努力走近彼此的世界。张小满参与了母亲的工作，帮她干活，陪她和保洁员们聊天，把她每天生动的观察化作文字。小学三年级辍学的春香，在女儿的建议下，重新学习识字，读了杨本芬的三本作品、路遥的《人生》，2023年夏天，她开始在手机里写日记。

“如果我们通过强说理，是说不通的，但是她通过看书，会吸收到一些新的理念、新的认知，她的思想的世界才会真正地打开，才会解放，这个是我们内心真正想推动的一个事情。”张小满的丈夫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2023年，春香在深南大道旁另一栋写字楼找了份新工作，“特别开心，因为今年不用刷马桶了”。她负责6部电梯的清洁，和张小满的聊天里充满新观察，“比如看见保安怎么把领导接到专门的电梯，用钥匙开锁”。

她们带着人类学视角的观察与记录仍在继续。

“干到干不动为止”

南方周末：高龄的、文化水平比较低的群体，一般找工作只能考虑保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