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裸泳》之后，对话伊藤诗织：治愈我的并不是时间

伊藤诗织 图/南方人物周刊记者姜晓明

尝试自杀之后，伊藤诗织来到了中国。

那时，她在遭受性侵后已经维权四年，正值加害人、日本著名政治新闻记者山口敬之对她的民事诉讼进入庭审环节。“我被痛苦击落，内心明明渴望活下去”，却无法卸除因自我保护而穿戴的重重盔甲。背负着难以承受的重荷，伊藤诗织在2019年夏半带恍惚地开启了中国之旅，这也成为她生命里的重要转机——这段经历在伊藤诗织2023年在中国出版的《裸泳》中才被袒露。

开始这次采访前，我回忆上次面访伊藤诗织时的情景——也许有一些轻生者的痕迹被我忽略了。2019年，30岁的伊藤诗织到访中国时正因性侵案处于舆论的漩涡中，在北京、成都、上海等地举行的新书《黑箱》沙龙中，她对自己在中国的高关注度感到惊讶，活动里酣畅淋漓的表达也多少带了发泄的意味。那次采访开始前，伊藤诗织还热情地与我分享她手中的冰镇哈密瓜，但她依然在紧张和担忧，哪怕身处安全的环境。说起偶遇貌似山口敬之的人而恐慌症发作时，她的胳膊立刻起了明显的鸡皮疙瘩。

2023年冬天，伊藤诗织再次回忆起那场漩涡时，心境已经变化。“案子胜诉了，我既不兴奋，也不悲伤，内心没有丝毫波澜。”作为胜诉者、受害者的伊藤诗织，是日本史上首位公开长相并且以本名发起性侵诉讼的女性。

2019年12月18日，东京法院宣判伊藤诗织诉山口敬之性侵案胜诉，伊藤诗织在法庭外手持写着“胜诉”大字的白纸。第二天，伊藤诗织就以记者身份出席了山口敬之的新闻发布会——败诉的山口敬之召开记者会否认强奸指控，并表示要上诉。台下，伊藤诗织一身职业正装，神态镇定地端坐参会。

2019年12月18日，东京法院宣判伊藤诗织诉山口敬之性侵案胜诉，伊藤诗织在法庭外手持“胜诉”大字的白纸 图/视觉中国

自25岁遭受性侵害后，伊藤诗织始终以“记者”和“受害者”这两个身份交替出现。在漫长的时间里，伊藤诗织都训诫自己：“你已不再可能拥有真正的人生。”比起活命，她更在乎“社会身份的健全”，因而格外注重记者身份不被剥夺。她压抑感受和痛苦，镇定地表达和回应，总是以第三方视角向媒体介绍这位“当事人”的经历，没有柔弱地当众痛哭，没有以被拯救的形象出现，由此遭到日本社会的不断网暴，也引发多个国家和地区对“完美受害者”的探讨。

她对自身处境有着高度自知。每次耗尽心力接受采访，她都希望媒体聚焦在法律和社会体制的改良升级上，但“许多记者似乎生怕触碰到不该触碰的肿块脓疮”，“这根本就不是应该小心委婉、避重就轻的时候。”四年前的中国行，她向我表示，“我不希望我的脸在封面上”，但也接受她的面部特写照片出现在活动预告、新书封面、活动大海报上。对BBC纪录片的片名“Japan’s Secret Shame（日本之耻）”，她不认同，但“我必须接受被标签化……当很多标签化的事情出现时，我并不高兴，但我同意”。她平静地说着这些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