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贤才丨两次焚稿,九译其书:我翻译《希氏内科学》的历程
进入临床课程后,我就知道美国有部享誉世界的医学名著《希氏内科学》, 老师们戏称它是临床医学的《资本论》。我深感它的博大精深,论述系统、严谨,尤其侧重于临床和基础理论方面的联系,就有了把它译成中文的念头。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责任编辑:刘小磊
我祖籍江西九江县永安乡。上世纪20年代,祖父把家迁到上海,民国22年(1933年)阴历九月十六,我出生在上海法租界福履里路(今建国西路)“建业里”。2023年10月30日是我的90周岁生日。
本世纪初我和老伴曾汉英重访故居时,建业里已成危房,即将拆除重建,居民都已迁出。门卫问清来意,允许我这个老居民进去走了一圈,在里弄门口留下这张相片。
1946年秋,我随父母回到九江,住在都天巷祖父置下的祖屋,是座前后两重的老宅。1949年5月九江解放时,我是同文中学高一学生。1951年春即将升入高三下时,奉命去武汉中南团校学习(江西当时属于中南区)。7月结业回来,团市委要我留在学生部,正式参加工作。生活节奏一下慢下来。我不习惯机关干部的生活,这时全国高校首次统考已过,忽然发现山东大学医学院还要单独招生,就要求辞职升学。学生部长同意,组织部长认为这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作祟,不服从组织决定,强令“退团”。这是我在政治上遭遇的第一次打击,成为我的“原罪”。有识之士认为,我前半生的坎坷遭遇,都与这有关。
被迫“退团”后,辞别父母,黯然离家,到青岛顺利考入山大医学院。
虽然我从未想过学医,但也只能如此了,否则就要再等一年。后来发现,这个被动接受的专业,也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我。
因为我是付出了惨重代价才得到升学机会的,所以我痛定思痛,焕发出从未有过的勤奋努力。那时大学没有教科书,主要靠上课时记笔记。我是专心听讲,要求自己不但要听懂,还要当堂记住,下课后凭回忆整理出笔记,再把从图书馆看到的中外资料补充进去,所以学到的东西总比课堂听到的更多。大学期间所有课程的每次考试成绩,我都是全班第一。生理科教授吕运明先生在百分试卷上曾破例给了我110分,因为我的回答已超出了他在课堂的讲授内容。30年后我回青岛参加校庆活动,吕先生还欣慰地跟我提及这事。重要的是,我的医学翻译也是在山大起步的。
进入临床课程后,我就知道美国有部享誉世界的医学名著《希氏内科学》, 老师们戏称它是临床医学的《资本论》。我到学校图书馆登记排队,借到了这部厚重的巨著。阅读学习中,深感它的博大精深,论述系统、严谨,尤其侧重于临床和基础理论方面的联系,就有了把它译成中文的念头。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想分两步来做:先译一部较小的书,取得经验后,再去动那个大部头。后来我挑了英国H.C.奥文司教授为实习医生和低年资住院医生们写的《临床外科须知》(An Approach to Clinical Surgery)试笔,觉得这部书的内容是我能把握得住的。
不过无论是想译《希氏内科学》还是试译这本小册子,当时都还是我的机密,只有一位同班密友(刘丕仁)知道这事,他是一直看好我、鼓励我的,还为我找到一个“秘密”译书地点,就是外科三病房楼顶的小阁楼。那是个蛛网尘封、低矮逼仄的斗室,我要弓身弯腰才能进去。“桌子”是叠加的肥皂箱,坐在用报纸包起的砖上。我每天凌晨即起,躲到这里来译书。阁楼没有电,只能用蜡烛照明。我的视力不好,凑近看时,常常闻到一股焦味,那就是头发烧着了。干到六七点钟悄悄回宿舍,跟上同学们的生活节奏,一起洗漱、吃饭、上病房。
我的低调加上保密工作又做得不错,直到我译完这本二十多万字的小书,“地下活动”也没被人发现。1993年我回青岛参加母校校庆活动,当年住我下铺的同学刘镜如(时为青岛市卫生局局长)承认,他当年对我的这些活动毫无所知。
1957年《临床外科须知》在上海卫生出版社出版时,我已毕业在北京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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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星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