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央行原副行长李东荣：数字化金融不会改变金融功能属性和风险属性

2023年11月10日，国家金融监管总局“三定”方案落地：金控集团的监管职能和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职责正式从人民银行划归金监总局。人行向现代央行制度再迈一步。

回顾过往，45年前，人行与财政部正式分署办公，并自1984年开始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此后，央行体制伴随经济改革和社会发展步伐不断变革和完善。

与此同时，四大国有银行蜕变为全球银行业的领先标杆，智慧金融已成战略性竞争前沿。

而曾经乱象丛生的互联网金融，如今亦被纳入监管轨道，正有序成长为创新力量。

在金融强国成为新目标之际，金融业如何以史为镜持续变革？

南方周末新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为此专访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李东荣。在近40年的金融职业生涯中，李东荣曾任人行广东省分行副行长，人行广州分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人行行长助理、副行长。2015年6月，李东荣负责筹建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并担任首任会长达7年。

在接受南方周末专访时，他用“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形容我国金融改革开放的卓有成效，但同时用“任重而道远”形容金融改革前路之艰。

中国人民银行前副行长李东荣、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原会长（受访者供图/图）

银行不能只是算账当会计

南方周末：在长达近40年的金融生涯中，你亲历或见证了哪些金融改革开放大事件？

李东荣：我有幸参与并见证了1980年代初以后的一些金融改革活动，并参加了自1997年开始的5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亲身经历和见证了这一历史阶段以银行体制改革为主要特征的金融改革和发展。

南方周末：改革开放之前，中国金融体制有何主要特征？为何必须改革？

李东荣：在改革开放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国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与之相适应的是财政统收统支和银行统存统贷。1969年，人行与财政部合署办公。当时国家金融体制的主要特征是：人行既是管理金融的国家机关又是全面经营银行业务的国家银行。银行只办理流动资金贷款，机构业务单一，信用集中，规模不大。

1979年10月4日，邓小平同志在与各省区市党委主要负责人的座谈会上指出：银行应该抓经济，现在只是算账，当会计，没有真正起到银行的作用。银行要成为发展经济革新技术的杠杆，要把银行真正办成银行。

邓小平同志一针见血地勾勒出我国当时经济金融面临的主要问题，及时地在改革开放之初为我国金融改革指明了方向，成为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重要指引。

“把国有银行办成真正的商业银行”

南方周末：你如何理解“把银行真正办成银行”？

李东荣：可以分成两条主线进行总结，一是把国有银行办成真正的商业银行；二是把中国人行办成真正的中央银行。

南方周末：为何要把国有银行变成真正的商业银行？

李东荣：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历史遗留包袱和经营管理等方面的原因，四大国有专业银行普遍面临治理机制不清晰、不合理，不良资产比例高，应收未收利息增加等突出问题。1997年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加剧了对四大银行的冲击，凸显了加快国有银行体制改革的迫切性。

南方周末：任职国家外汇管理局和人民银行期间，你经历了国有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转变过程，尤其是用外汇向四大行注资等开创性举动。难点是如何克服的？？

李东荣：国务院成立了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人民银行，时任人行行长周小川任办公室主任，中央汇金公司在那时成立。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从2003年12月起，中央汇金公司运用外汇储备分别向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进行注资。之后，又分别向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进行注资，并推动其在中国内地和香港上市，逐步实现了国有专业银行向股份制商业银行的转变。

我于2002年初被调到国家外汇管理局工作。在人民银行党委和外汇管理局党组的领导下，时任局长郭树清带领我们具体参与并见证了中央汇金公司的筹建和启动外汇注资工作。在参与过程中，我深为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决策和金融系统的有力贯彻实施感到自豪。正是这一系列重要且及时的决策，为当时的中国银行体系走出困境并快速崛起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基础。

南方周末：怎么履行好出资人义务？

李东荣：我记得，当时为了真正履行好出资人职责和义务，我们一方面注意加强党的领导，在中央汇金公司成立党组，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工作；另一方面，积极组织学习，借鉴国际市场上公司治理的先进经验，探索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公司治理机制，从各单位选派政治、业务素质优秀的同志作为派出董事，并对派出董事事前进行政治、业务等方面的培训教育，提升派出董事的履职能力。

南方周末：此后国有银行向商业银行持续转变，你认为关键因素是什么？

李东荣：回过头看，我国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股改之所以能取得成功，究其根本，基于两点：一是坚持党对金融事业改革发展的领导；二是在立足国情的基础上建立市场运行机制。党中央、国务院高瞻远瞩、审时度势、正确决策，人民银行具体组织实施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成立中央汇金公司，特别是创造性地运用国家外汇储备对试点银行进行注资，推动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最终完成股改和上市工作，成功解决了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机制不合理、历史包袱重等问题，让改造后的国有银行焕发活力，成为了真正的商业银行。

历史实践表明，如今中国的银行体系无论是从业机构还是存贷款总量、资金结算量都已具相当规模，产品与服务种类相对丰富，且服务手段呈现智能化趋势，较好地支持了实体经济发展与服务人民生活需要。

“人行成为真正的中央银行”

南方周末：你刚才提到金融改革的另一条主线是把中国人民银行办成真正的中央银行。在人行转变过程中，你是怎样认识和见证的？有印象特别深刻的事吗？

李东荣：为了适应改革开放后面临的新形势，做好稳定币值和支持经济健康发展的工作，国家加快了完善中央银行体制改革的步伐。1978年，中央决定人行从财政部分离专司国家金融管理，其后，人行的体制一直在改革。直至1993年12月25日，国务院印发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并指出，把中国人民银行办成真正的中央银行，是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首要任务。

当时我在中国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工作。1991年6月20日至6月26日，来自人民银行、各专业银行、其他金融机构、有关法制部门、金融界和法律界的专家学者集聚珠海，就银行法的起草内容征求各方面意见和建议。1995年，几经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通过的版本则已分成为中国人民银行法和商业银行法。它们更客观准确地反映了我国银行体制改革的方向和现状。

南方周末：随着国家对人行作为中央银行的职能定位明确，人行如何深化完善职能定位？

李东荣：随着职能定位日益清晰，人行适时调整信贷资金管理体制，恰当运用货币政策工具进行宏观调控，不断优化丰富货币政策工具箱。信贷资金管理体制由原来的统存统贷改为差额包干，并很快过渡到“统一计划，划分资金，实贷实存，相互融通”，从而实现信贷资金由直接管理为主向间接管理为主的转变，为后来的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的宏观调控模式奠定了基础。

1997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第一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确定了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方针，强调要把中国人民银行办成真正的中央银行，充分体现发行的银行、银行的银行和国家的银行这三大特征。

其后，人行将金融监管职能分离出去，先后分别成立了证监会、保监会、银监会，专心履行制定实施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维护金融稳定的职能。

改革一直在延续。2023年，根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人民银行对金融控股公司等金融集团的日常监管职责、有关金融消费者保护职责被划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人行县（市）支行相关职能上收至中国人民银行地（市）中心支行。这体现了在新的历史时期进一步加快构建中国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的方向和举措。

科技是改革的重要驱动力

南方周末：你刚才提到中国银行业体系的服务手段呈现智能化趋势。近年来，无科技不金融成为共识。作为曾经分管科技口工作的央行副行长，你认为，在迄今为止的金融体制改革中，科技起到了什么作用？

李东荣：回顾中国金融改革开放的这45年，正是伴随着全球科技进步并紧跟科技进步步伐的45年。可以说，正是科技这一重要的驱动力，使得我国以银行为代表的金融体系能够不断适应经济的改革发展，为社会提供更具适应性和有效性的金融服务。

南方周末：改革开放初期，是否有意应用金融科技？在这个阶段，中国的金融科技有何特征？

李东荣：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人民银行就牵头成立了金融系统电子化领导小组，确立了“六五”做准备、“七五”打基础、“八五”上规模、“九五”基本实现电子化的总体目标。

这一阶段，金融业主要依托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等科技手段，提升传统金融业务效率，降低经营成本。一是操作电子化。二是系统联网化。三是标准统一化。银行卡就是标准统一的成功案例。

受益于改革开放和技术进步，我国金融电子化建设之路，实现了“从无到有、从手工到电子、从单机到联网”的历史性突破。

在顶层设计的指引下，我国金融信息化建设开始迈入快车道。金融信息化和金融标准化建设也与国际金融监管合作紧密联系起来。我有幸参与并见证了很多金融业信息化大事件。

南方周末：哪个事件令你印象最为深刻？

李东荣：金融IC卡的应用和推广。

随着银行卡管理资金量的增长和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磁条卡因其无运算处理能力、信息易被复制等弱点，逐渐成为不法分子的攻击对象。技术试验和全球实践经验表明，英国、法国等国家和地区在完成金融IC卡迁移后，银行卡欺诈风险均出现了大幅下降。相反，那些未及时开展金融IC卡迁移工作的国家和地区，则可能成为全球银行卡安全的洼地。

随着我国银行卡产业高速发展及周边国家和地区陆续完成金融IC卡迁移，一些伪卡欺诈活动逐渐向我国境内渗透。加快推进金融IC卡应用已经成为提高我国银行卡风险防控水平、保障人民群众支付安全的当务之急。

南方周末：回望金融IC卡的应用和推广这段历程，你最大的体会是什么？

李东荣：回望这段充满艰辛的历程，我深刻体会到，金融IC卡推广和应用的意义不仅从安全防护的角度，降低伪卡欺诈损失，保护了老百姓的钱袋子，还在推动移动金融、普惠金融和绿色金融的发展以及促进国内产业链升级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方面，它为提升民众金融服务的可得性和便利性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人民银行也一直积极支持我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和产品。比如，搭建实验环境和试点，验证国密算法在金融IC卡上的应用。这为国内关键领域的技术发展和进步提供了应用场景并贡献力量。

整治“互金”风险与推动银行数字化并举

南方周末：互联网金融曾野蛮成长但也代表一种趋势。参与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你有何认知？

李东荣：2015年，经党中央、国务院同意，中国人民银行等十部委发布了《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文件明确要加强互联网金融行业自律，要求人民银行会同有关部门，组建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充分发挥行业自律机制在规范从业机构市场行为和保护行业合法权益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我接受组织安排，负责筹建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并参与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见证了行业从出现乱象、整治到规范发展的过程。

南方周末：作为行业自律组织，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对互联网金融规范的主要原则是什么？

李东荣：2016年4月，国务院印发《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由人民银行等十七部委共同整治互联网金融领域的违法违规行为，促进互联网金融规范有序发展。互联网金融协会成立伊始，即按照国务院和人民银行的部署投入到专项风险整治工作中去。

2016年以来，国家在组织开展互联网金融行业风险专项整治、引导行业规范发展的同时，积极推动银行数字化转型。协会作为行业自律组织，主要通过四个方面开展工作，建立自律约束。

一是加强基本制度和自律规则建设。通过建立统计监测、举报、登记披露、信息共享、金融广告监测等业务制度和系统平台，为行业统一标准、规范经营、防范风险提供基础服务，也为中央及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及时通报并提供相关监测信息。

二是制定并推动实施相关标准规则。以防范互联网金融风险和金融消费者保护为切入点，通过标准规则推动监管政策执行、保障政策落地。

三是开展统计监测和风险预警。配合国家统计局推动相关统计制度落地实施，配合金融监管部门持续监测相关风险领域，掌握风险底数，并就虚拟货币、现金贷、首次代币发行（ICO）、非法或违规金融广告等活动发布风险预警提示。

四是配合国家开展金融行业基础设施建设工作。按照国家征信市场发展的总体规划和监管要求，协会组织各参建单位经过各环节准备，于2018年2月获得国内首张准许开展个人征信业务的商业机构许可证，并于同年挂牌营业。这为各类金融机构开展个人信用查询提供了一条新渠道。

处理好服务实体经济和防风险的关系

南方周末：在互联网金融风险逐步出清后，正在加速数字化转型的金融业更应防范哪些风险？

李东荣：数字化金融不会改变金融功能属性和风险属性，但数字技术本身固有的属性及其在金融领域广泛应用带来的开放和互动，必然令现代金融领域在获取快捷便利的同时，会直接面对业务、技术、网络、数据等多重风险的叠加冲击。这一时期风险发生的隐蔽性、突发性和扩散性将更为突出，从而对现代金融监管和社会稳定提出更多新的挑战。

我国银行数字化转型呈现快速发展态势，表现为：一是科技驱动更加突出。二是需求引领更加普遍。三是行业融合更加紧密。四是风险治理更加紧迫。因此，银行业在转型的过程中，一方面要积极面对并拥抱新科技应用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同时要更牢固地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强化安全建设。

南方周末：你对金融业改革开放有何建议？

李东荣：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中国金融改革已经走过了45年历程，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巨大成就。回顾以往，我有四点深刻感悟：一是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用正确的思想方针指导金融改革开放。二是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本，金融产品和服务的供给，任何时候都不能脱离人民群众的合理需求，并注意保护群众的合法权益。三是要始终坚持尊重市场规律，立足本国国情，实事求是地处理好服务实体经济和防范风险的关系。四是要始终坚持应用科技驱动金融发展，实现金融服务和金融监管的质效提升。

展望未来，金融改革依然在路上，任重而道远。只要我们始终沿着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不断努力，中国金融业一定会继续开拓进取，谱写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