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财富中国的清明上河图
年度关注导言：
今年中国经济最大的事情、最突出的现象，就是通货膨胀背景下的资产价格膨胀，由此导致社会阶层出现新的分化迹象，强势阶层的权力优势、资本优势、信息优势更加突出，弱势阶层则更加边缘化，中产阶级的社会心理也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未涉足股市楼市的人们眼睁睁地看着银行里的存款缩水，日益担心自己滑向“下流社会”，投身理财大军的人们也是几家欢乐几家愁，有人赢得了财务自由，欢呼雀跃，有人忙活一年却为别人的自由做了贡献，垂头丧气。如同上证指数的上涨速度，这一切来得是如此迅猛，如此让人措手不及，到底是何种力量，转动着财富魔方，牵引着财富洪流，把有些人捧上浪峰，有些人卷入水底？
南方周末2007年的年度关注，正是要呈现、分析、解读、戏说上述财富现象。
2007年，转动着的中国财富魔方，把有些人转上峰顶，有些人转入谷底。 制图/CFP
12月的一天，五百多位大户、官员、小市民、白领、知识分子一起坐在深圳书城冰冷的台阶上，倾听着“做个成熟的投资者”的讲座，两三个小时里，人群鸦雀无声，几乎没有人走动。工作人员说，一个月的系列讲座，场场如此。“能不认真吗？那可都是钱哪！”一位旁观者悄声感慨。
几栋高楼之隔，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深绿玻璃幕墙在冬日阳光下略显黯淡，一排高耸台阶之上的大门，远远望去，就像是藏在绿化植物后面一个若隐若现的局促洞口。台阶前几步之遥，铜牛在奥迪、奔驰、宝马之间沉默地抵颈向前，步履匆匆的行人，没有一位将目光在这个著名的财富象征物上稍驻片刻。
不远处，文具店里的小姑娘不停忙碌，以换取每月数百元的工资，卖花大婶则挑着满担鲜花不停地吆喝：“姜花，10元3把。”
这个城市26岁，开始进入它的成年期，而发源于此的中国股市，今年17岁，正在经历着一次据说是前十年没有、后十年也不会有的牛市——虽然，明年是否依旧，许多人心里开始有些拿不准。
空前牛市，还被用来形容楼市，尽管，曾经狂飙突进的房屋价格，在这个城市已经开始现了颓势，有些后继乏力。
深圳不再特殊，它只是资本潮汐在今年溢过的一个又一个中国城市之一。这个携巨大能量而来的潮涌，将人们卷入、吞噬或推向高地。没有人可以忽略它的出现，无论是否置身其间，无数中国人的生活，已经与过去不一样了。
多数人的追逐
潮涌之初，人们多少有些观望、犹疑而战战兢兢，但追逐财富的本能还是吸引了诸多试水者。
1月，在广州做“小本电器生意”的王先生初涉股市。他来自小城，新婚不久，已经购置了一套不大的新房，小两口略有积蓄，在朋友的鼓励下，他开始学着买进卖出股票——上一年，他的许多朋友已经在股市中大有斩获，许多人新添了轿车或换了房子。
A股从2005年6月的1000点附近开始启动，2006年已经超过2000点。年初的市场已经颇有人气，1月9日，A股总市值首次突破10万亿。这个月，新增证券账户三百多万户，是2005年全年新开户数的两倍还多。和大部分新手一样，王先生心思单纯，基本的念头是：“别人都从股市上赚了钱，我为什么不行？！”
虽然这时已经有许多他很陌生的大学问家，罗杰斯、左小蕾、谢国忠等等，纷纷指出，股指涨得太快，市盈率太高，泡沫正在形成。但朋友们的分析更让他听得明白，他也更相信：过去几年，中国经济那么好，股市一直没反映出来；去年年底股权分置改革基本完成，阻碍上涨的最大石头移开了，股市有什么理由不上涨？更何况今年十七大会召开，明年还有奥运会，国家一定不会让股市跌下来的。
1月底，成思危关于泡沫的讲话出来，股市在随后的一周跌去15％，王先生虽然在恐慌之下卖了股票，但没想过离场，他相信还会涨回来的。
指数不仅涨回来了，而且到了历史高点——2月26日，大盘首次站上3000点。原来股市并不那么危险，王先生首次体会轻松挣钱的快感和股市的魔力，而总理温家宝在两会期间说他每天都看股市，更让王心里有底了，他开始专职在家依据朋友提供的消息炒股，很少打理原来的生意。
越来越多的新散户蜂拥而入。如评论所说，“当人们阅读报纸，得知其他中国人是如何变得富有的时候，要阻止人们涌入股市几乎是不可能的。”不仅仅是来自传媒的刺激，更多的人从身边亲友的成功中获得了动力。
4月之后，除了对财富的渴求之外，恐惧开始把人推向股市——从猪肉开始，大米、面粉、食用油等等食品价格开始令人不安地以两位数上涨，银行里的存款开始贬值——到股市去、让钱增值，许多人本能地选择了这个“安全策略”。
4月30日一天，108万新散户进场，接近2005年全年的新开户总数。5月8日，长假后的第一天，又有42万人进入，中国股市的散户开户数达到9400多万。第二天，A股成交金额近4000亿，超过了包括澳大利亚和日本在内的亚洲其余所有股市成交之总和，指数首次突破4000点。
越来越多的现金追逐着少量股票，价格上涨不可阻挡。上涨、上涨……所有的预期都在指向一端，似乎只有天空才是极限。任何一个有利的市场传言，不论真假，都会触动迫不及待的神经，预期立刻成为现实。
天方夜谭般的“奇迹”纷至沓来。
2－3月，在连续不断的涨停板中，一家名为杭萧钢构的企业股价由2元多暴涨至30多元，公司市值由原先7个多亿暴增到70多亿，两个月创造的市值相当于过去13年的10倍。
而上涨缘由则是公司声称获得了一份超过300亿的巨额订单，好事者在网上写道，“最为幽默的是，这份具有中国特色的巨额订单既不是来自安哥拉政府，也不是来自安哥拉企业，而是来自于一个叫中国国际基金公司的企业。而据调查，这个又是中国又是国际的基金公司，是香港一个小老板公司的子公司下面的一个孙子公司注册的重孙子公司。据说公司惟一能够正常运行的，就是一部传真机的电话号码，香港政府公司注册处的文件上注明公司的规模共100股，每股面值一元，加起来就100元，相当于2两茅台酒的价钱，杭萧钢构就是从这个面值总计不过2两茅台酒的小公司获得了安哥拉300多亿的巨额订单。”
2两茅台酒支撑的信息在数十天创造了数十亿的收益，却是现实。
制造或真或假的重组或资产注入消息，显然比让企业生产出有价值的产品要容易太多。只要有足够多的人相信，资本魔方就会转动，巨额财富唾手可得。
一位平庸的前证券咨询人员找到敛财秘笈：5月，他的“带头大哥”博客吸引了三千多万的点击量，成为国内最热门的博客。为了获取更多“消息”，许多散户付费加入他所建的QQ群，少则三千，多则三万。警方拘捕他之后，发觉他非法获利七百多万元。
少数人的权力
这个市场从来不缺赌徒、幸运儿、骗子、精明的投资人和傻瓜。下面是一个“幸运儿”在今年依靠股市发迹的故事。
2007年初，北京一家投资公司的幕后老板罗迪就觉得今年要转运，比如他一直想撇开的“女朋友”终于同意和他分手；几年前欠债不还的哥们突然从美国连本带息把钱给他补上了；他在北京随意购置的三套别墅过了一个春节，房价翻了一番。
更好的运气在4月终于登门了。还是北京的柳树刚抽芽那会儿，一位海南的商人慕名来找罗迪（他有钱这一点广为人知）借钱，这位客人是一家上市公司的董事长。罗迪一直想在国内投点钱，就三下五除二收购了这家公司10％的法人股。
后来，事情妙得让他有点受不了。就在罗迪向这家上市公司投资的第二个星期，这家公司的股票开始随着大盘一路高涨，从4块钱一股涨到了12块钱每股，一个月不到，罗迪的投资翻了三倍。
罗迪迅速回过神来，这家公司股票的上涨关键恰恰就是罗迪自己。是他投资这家公司的消息支撑了股价上涨，在股市上，这叫企业重组。要想让股票继续上涨，他还得做点什么。他很快与一些证券公司勾搭上了，这些公司的高手们给罗迪指了一条路，以这家公司为平台不断收购新的资产，继续拉高股价，行话叫“资产注入”。他们告诉罗迪，至于这些资产究竟怎么样，姑且不论，只要你在不断收购，股民就会买账。
股民果然买账了，在这家公司宣布将并购北京某大型连锁超市的消息后，还有在一些罗迪安排的股评家和财经记者的忽悠之下，纷纷购买这家公司的股票。连着三个涨停，股价每股轻松地超过16块钱。
有趣的是，罗迪自己不买股票，他也不让他的家人买卖股票。毕竟，他自己的故事就说明：“这个市场的风险太大了。”
这个市场上，风险和收益并非一定成正比。除了吸引了掌握数以万亿资金的打新股大军之外，市场上还活跃着另外一群无风险套利者。他们的目标很简单——在新股上市之前挤进战略投资者或定向募集机构的队列中。这竞争异常激烈，深厚的关网系和足够大的资金量成为关键。
一家宁波地产商的投资总监陈鑫说，当年他们迫于面子勉强持有了一点宁波银行的股权，“大家都是圈里人，人家来求你拿点了，就象征性地拿点吧。”结果怎么样？2004年每股1元的股权，到今年7月宁波银行上市时，价格是19.49元，到了8月份，已经涨到32.16元。
前年，他们公司就专门成立了投资部，把股权投资当作一项重要的生意来做。今年，听说光大银行又出了5亿股的股权转让，8月，陈鑫专程来到北京，谁知，刚下飞机，他就被电话告知，来晚了一步，1亿股光大被别人抢走了。
陈鑫懊恼异常，这次账上准备了几个亿，来到北京之后，才发现自己没戏——这里不同于浙江，在国字头的资金面前，自己虽然财大但“气”却粗不起来。
不过，他并没有气馁，光大没有了，他又和财务顾问公司谈起了徽商银行、济南商业银行等目标，只要在圈子里，总有机会。
另一个游戏规则更令人目眩——你不需要买股票或股权，只需要持有股票就好了。4月22日，来自广东顺德的杨惠妍正值25岁。她此前还不太出名，尽管有了一些资产，但在富豪阶层她依然是新人，还没有上过福布斯富豪榜，只有她的家乡少数人听说过她，知道她的家族开发了当地最大的楼盘。许多在飞机上碰巧坐在她身旁的人，也不会觉得她令人印象深刻，可能觉得她是一家公司的文员或者一位腼腆的中学教师。
然而这一天，她以664亿元人民币的身家成为中国首富。664亿，这个数字是三年前中国前十大富豪身家的总和，她一个人的财产就相当于她老家顺德财政收入近30年的总和。
财富狂潮将杨慧妍推上了巅峰，她的家族企业在香港上市时，投资人申购新股冻结的资金甚至超过了中国工商银行上市时的规模。和杨惠妍一起被推上巅峰的还有中国资本市场的先行者们。他们在这轮股市暴涨中也成为一匹匹新的黑马，郭广昌、汪立成和鲁冠球这三位沪浙民企教父是这一小撮人的代表。他们家族控制的财富总和超过5000亿元，他们成为当之无愧的寡头，用老话来说，就是大资产阶级——由金融与产业高度媾和而生。
人人都爱巴菲特
全民狂欢的盛宴中，内幕消息的肆无忌惮、或拙劣或精明的操纵、垃圾股鸡犬升天，意味着崩塌的危险：这样的狂欢使得股市沦为赌场，它的基本功能——评估企业前景，将资本配置到利用效率最高的企业——将不复存在，整个市场将走向不归路。
于是，“5·30”风暴来了，它在股海中刚一咆哮，就吓得许多散户纷纷抛掉船上的货物，急忙向陆地驶去。
但在股海深处，有一支庞大的舰队正在风暴中缓慢前进，它就是传说中的私募基金舰队。短短几年时间，这个舰队规模急剧膨胀，如今它已经拥有上千条船。
领头的是一艘名叫“东方港湾”号的大船，船上满载着茅台、招商银行和万科这样的好资产。这条船来自深圳港，2003年它第一次下海时，中国股市还波澜不惊，随后它航行到香港、东京和纽约这些世界级的股市，赚得巨额财富。前年，中国股市涨潮，它又杀了回来。
船长是个叫但斌的中年人，16年的股海历险生涯，已经造就他的胆魄和洞察力，也把他磨炼成一个狂热而又坚定的投资分子，他骄傲地断言：“整整两代中国人的命运将在未来二十年里分出个胜负，决定胜负的砝码就是投不投资以及如何投资。”
但斌的偶像是鼎鼎大名的巴菲特船长，就是那位你要付出数十万美元才能和他吃上一顿饭的沃伦·巴菲特——他也是每一位私募基金经理的偶像，这不仅因为但斌皈依了巴菲特倡导的价值投资理论，更因为他与巴菲特有同样曲折的青年岁月。
1990年，他大学毕业后在河南的一家工厂做钳工，经常半身浸泡在污泥中连续工作6个小时，第二年到珠三角谋生，因为非常偶然的机遇，让学体育出身的他成为一名分析师。2000年，他从国泰君安到大鹏证券资产管理部工作后，深藏在内心的价值投资方法被唤醒，特别是在大鹏证券因做庄五矿发展、广电网络和国投原宜等股票而破产之后，他从原来的技术分析派转变为价值分析派。
他的成长更是时代赐予的机遇。正如他敬佩的平安保险董事长马明哲、汇丰前董事局主席庞约翰一样——马最初是一名司机，而庞则是一名轮船工，他们都是顺应时势，然后通过不断奋斗成就一番事业。不过，但斌更应该感谢的是中国资本市场。
现在，但斌做股票买卖的手法与巴菲特如出一辙：找到最好的公司，然后一直持有它。像巴菲特购买可口可乐股票一样，他从茅台30元起就大量买入，这次“5·30”风暴来临，他丝毫不惧，反而大量吃进茅台的流通股，毕竟他信奉的是长期价值投资，这意味着他的投资行为不应顾虑短期的市场波动,这不，他办公室电脑连股票行情都查不了。“东方港湾”号后面的船也是如此，它们一边对散户逃跑的举动报以冷笑，一边把散户抛掉的优质股票打捞到甲板上。无论如何，它们都由经验丰富的水手们驾驶着，他们是这片海洋上真正的主人。
宠儿的烦恼
“5·30”之后，中国股市几乎再没有什么和原来一样了。基金经理们接管了市场，主导了随后的蓝筹行情。
这是年轻天才的全胜时期。那是怎样的年轻人形象呢？大学毕业没有几年，硕士学位，不到30岁，或者30岁出头，常常穿着深色的西装，宽宽的，颜色鲜艳的领带随意飘动，浑身散发着自信，自以为是，语速极快，业余生活都干什么？“看报告，睡觉。”很干脆的回答。“还有呢？”“我喜欢去VICS酒吧跳舞，总要扭两下，让身体活动一下。我喜欢打乒乓球，不过同事嘲笑我是土人，他们更愿意去朝阳体育中心打高尔夫。”
他们是城市的新贵，保守估计，他们的年收入水平，含奖金分红至少在300万以上，今年买车的基金经理很多，他们大多开着新款的轿车，去固定的加油站免费加油，这是大多数公司的福利之一，甚至有些公司也让家属享受这样的待遇。
有趣的是，从数量上看，年轻人已经统治中国股市。天相投资公司统计并向客户报告了令人吃惊的事实：基金经理的平均年龄是35岁，比美国的同行们平均年轻9岁。其中1/3的人管理基金的经验不到一年，一半以上是两年以下，接近3/4的人经验不到3年。
虽然这个行业的待遇颇高，但是这些宠儿们并不十分满意，跳槽率高得惊人，今年前三季度基金经理变更268次，折算全年是172次，一共三百多只基金，也就是差不多每个基金都变过一次。选取一年以上的基金作为样本，基金经理平均任职期限是1.3年。
和许多同龄人相比，小杨算是幸运的。但在幸运的主旋律中，也有些不大不小的烦恼。
比如身段日渐笨拙，主要原因是出差调研少了，大部分时间都呆在办公室看资料、开会，严重缺乏锻炼——用时尚的话，叫做亚健康。
比如赶上一两个月基金业绩不好的时候，领导便会找小杨谈心，平日里走道遇上了，也会关切地询问，把行业、个股都扯出来说一遍。搞得小杨恨不得绕道走——干这行的，业绩摆在众人眼里，放在自己的心里，正常人谁不想做好呢，做砸了出门找工作都难，哈。当然，板块轮动，过一段时间，基金回报遥遥领先的时候，又是另一回事了。
今年来，还有件挺烦心的事儿。就是公司把小杨管理的基金三番五次地拆分、大比例分红——能使的手段都用上了，只有一个目的，把净值降到一元附近，吸引投资人申购，扩大基金的规模。
为这事，小杨很不开心，但有什么办法呢，只好隔三差五地大规模买卖股票，资产配置和选股布局被一次次扰乱……
为这事，刚才领导还找小杨谈话：公司还小，生存是大计，别人都在拼命地做大规模，咱要是不做，规模上不去，就会落伍，会被淘汰……都不容易，年轻人，要从大局出发啊。
小杨嘴上只好应承，摆出一副大义凛然的模样。出了门心里却嘀咕：那也有不拆分不大比例分红的公司，人家不也活得挺好……
李刚（化名）的烦恼要大于小杨。他从乡村考上大学，5年前收入比在媒体工作的女友还低，在证券业低迷时曲折跳槽到证券公司。他不愿意说自己今年赚了多少钱，但告诉记者他身边一些同事赚了上千万。他承认“我们遇到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前所未有的市场，以后也很难再有。我们很幸运，能成为这个市场里的重要参与者”。
今年春天，股市一路欣欣向荣，人人都是股神，基金经理就成了鸡肋。在论坛、基金吧里，只要基金出现一分一毫的波动，或者有一天没跑赢同行，甚至没有任何原因，他们都会被骂得体无完肤。“嘲笑，挖苦，谩骂，各种各样你想得到的和想不到的人身攻击都有，在那里我们没有任何人的尊严，甚至我们的家人也要一起遭受侮辱。”“但是即使我们分享了繁荣，基民们却看不到我们为此付出的牺牲生活牺牲身体的代价，也永远不满足我们为他们带来的收益，并永远耿耿于怀于一时的波动。”
这样的谩骂在“5·30”之后渐渐少了，许多散户“一夜回到解放前”，不得不重新投向基金的怀抱。“那些开骂的人知道了，我们才是股神。”在那时，李刚踌躇满志，“没什么我们做不了的事。”这位三十出头的年轻人掌管的基金在短短几周里迅速膨胀到数百亿。
随后5个月里，这个神采飞扬的年轻人遭遇了迅速膨胀、大规模赎回、再次大规模申购，这些跌宕让他头上爬出了几根白发，脸上多了几分沉稳。
他看到监管机构拼命想加强对基金业的监管，但监管人员谈完公事后，转头就会问有什么股票可以推荐，这让他从心里感到悲哀，这是一个怎样的国家？“尽管我们住着几万一平方米的房子，吃着最高档的饭菜，穿得起最昂贵的衣服，但我们心里总是怀着恐惧和不安，不知道明天会怎样。”他和许多同事一样，都在想办法办理移民，“要为自己留一个出口。这里只不过是我们的战场，而不是家园。”
他已经打算离开这个行业，回到校园里去“做些研究”。“在这个重要时刻我们参与过了，也学到了该学的，够了。接下来，生活总要恢复正常的。”他说。
房子的故事
2005年，胖胖的东北人于辉从广州到北京来寻找机会，从事的是IT行业，原来他和几个兄弟联手搞了家软件公司，做了几年，一方面竞争者越来越多，行业利润薄了，另一方面，他也觉得卖软件很难赚到大钱，所以一有机会，他们就把这个公司卖了。从毕业到2005年，奋斗了8年，也算小有积蓄，他在广州买过三套房，但是广州的房地产一直是不温不火，很多房产的价格还在1997年之下。
空闲之余，他转了转北京的房产市场，由于考虑到要在北京安家，他经常去房产博览会，这一转，他发现了北京的高档物业真便宜，比如，在东二环、东三环之间的海晟名苑，每平方米售价1.2万 ，140多平方米的三室一厅的月租金也有1.5万左右，这样算下来不到10年，光靠租金收入就能收回买方的成本。这个位置靠近使馆区，他去使馆区转了一圈，发现周边的高档公寓的出租情况一直很好。
没有丝毫犹豫，他马上出手定了两套房子。
以这样的思路，在2006年他又买了一套燕莎后小区的房子，因为希望多从银行贷款，享受优惠利息，他用父母和妻子的名义都买了一套。他选房的思路很简单，就是租售比要合理。
目前，他在北京的两套物业出租，光是租金每个月可以收到3万多，还了三套房子的银行贷款2万多，还有1万的盈余。日子很轻松，自打这个投资成功后，他开始非常留意各地的房地产市场，也去上海看过，“租金收益太低了，1万出头的房子收不了多少钱，不值。”他抱怨道。
惟一懊恼的是，2005年在北京没有多买几套，房子的增值情况很好，海晟名苑和燕莎后的房价都已经翻番。
2007年，广州的房子涨得有点让他看不懂，虽然也是才涨了一倍，比起北京的涨速要差远了，但他总觉得广州市场的虚火很旺。“从长远看，投资房地产还是不错的，只是最近市场有点高，别追了。”他对记者说，“我有两个朋友，是对海龟夫妇。年初从美国回来，千辛万苦地带了200万，男的想创业，女的比较保守，要买房。怎么办呢？每人一半，结果男的搞了一家化工公司，还亏着呢，女的买了套房，已经增值了70％，我们一有空就拿他们两个开玩笑，这年头，自己赚钱远没有钱生钱来得快。”
25岁的打工者李志刚，在深圳5年了，目前在一家工厂做电工，老婆在东莞一家外资饼干厂。夫妻每月收入5000元左右。今年5月，回老家长沙买了两套小二手房，首付5万，贷款15万。“听说深圳的房子拼命翻倍在涨，我知道我们永远不可能在深圳安家。想想深圳什么都走在老家前面，赶紧先在老家买。”
两套房子每月能租1000元。夫妻两双双再下南方，各自住集体宿舍。“现在心态很不同，觉得干什么都踏实，都有劲儿。工友们都很羡慕我们。”
当房价乘着火箭，向月球起飞之后，工薪阶层离自己的房子也越来越远。但有许多人可不这么认为，长江流域的南方人就干起了坐地生财的买卖。
今年4月开始，江苏、安徽许多乡镇上突然涌现出许多现代化的楼房，这些都是当地的镇民自己盖的，一些城市中买不起住房的人和从农村到乡镇生活的农民从镇民手中买下了这些远低于市场价的房子。这个现象最早发端是安徽滁州一带，等当地人尝到甜头之后，这种自发开发房地产的行为就以光速在长三角的许多乡镇传播开来。
你不得不佩服中国人的智慧，北京的一些企业就把长三角这些城镇上的做法发扬光大，它们到北京附近的农村在农民的土地上开发了一栋栋商品房。由于这些房屋的建设与销售不符合法定的程序，媒体索性给这些房子取了一个小产权房的名称。
中产阶级的悲哀
6月到10月中旬，在基金主导之下，大盘从3600多点一路狂飙到6100多点，金融、地产、酿酒、有色金属、钢铁等大盘蓝筹股疯涨，投资者疯狂抢购。圈内人士将之形容为抢银行、斗地主、贪酒、好色、大炼钢铁。
2007年还未结束，在全球市值最大的前十家公司中，中国已经十有其四。
但在5·30后入市的新股民，大多被套，未能分享神话般的财富增值。散户王先生的股票账户在5·30后开始亏损，在随后蓝筹行情刚赶上趟儿，又迎来了蓝筹泡沫，还是亏损，10万元的积蓄赔了不少。他希望让妻子过上更好生活的承诺看来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实现，好在妻子并没有责备，岳父也开导他，“就当买个教训吧”——但他仍不能解开心结。妻子告诉记者，听到亲友在股市挣钱的消息，他会郁郁寡欢几天，听到有人在中石油上赔了不少，他会说，“嗯，这个世界还是公平的。”
从年初到六七月间，在占买楼比例40%的炒房客的推动下，深圳楼价暴涨，将京沪等曾经的房价高地变成了洼地，并催生了一系列新地王，地价高于房价的现象也不复罕见。而深圳的上涨一路传递，如股市的板块一般，广州、北京、上海楼市渐次轮动，追逐着各自看不见的上限。一个中等以上收入的专业人士，居住在都市，如果今年既未炒股，也未购房，他将有怎样的感受？
5年前，小李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归来，节约下来的奖学金加上此前的积蓄一共有40万元。那时候北京的房价是4000元/平方米。
从那时开始，小李开始了他长达5年的看房历程。2005年冬天，犹豫了两年的小李终于交出2万元订金，在北京通州以每平米5000元的价格订下一套三居室的房子。在正式签合同那天，他约了两位同事帮忙参考，不料两人却一致认为他挑了那个小区最差的一套房子。想进行调换，售楼小姐却说已经没有别的可换了。
合同没有签成，订金无法退还，更糟糕的是，小李没有想到，关于房子的梦想由此一再缩水——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北京的房价以两位数的速度不断上蹿。现在，两年前被他放弃的那套房子，也涨到了每平方米近万元。仍在奔波于北京各个楼盘间的小李，从单身变成已婚，和妻子与他人合租一套两居室的房子，所看的房子从三居室变成了两居室。“这5年，我都白干了”。
而基金经理李刚妻子的同窗好友小王则感受到了生活方式的巨大差异。2001年她俩一起在南方一家媒体实习。两个穷学生，每顿只能吃最便宜的快餐，有一次“奢侈地”在餐馆吃饭，一条鱼端上来没过十分钟就从头到尾只剩一条完整的骨骼。
12月，她们坐在深圳新兴的购物场所COCOPARK的一家香港火锅店里，回忆当年的那条鱼。这一顿火锅的价钱，是当年那条鱼的几百倍。
两人都在媒体行业，收入差别不大。基金经理的妻子所有收入都是零用钱，可以随心所欲地花，而单身的小王则需要计算每月的支出：供楼款、日常支出和奢侈性的支出——她把打出租车、旅行和听音乐会都计入了最后一项，需要克制；而好友今年已去国外旅行几趟，她的忧虑来自对生活意义的寻找，“有了钱更自由，也更不自由了”，她需要“让自己变得更强大、更自由，有更多选择权”。
小王全身心地专注于报道她所热爱的现实世界，无暇关心股市，而好友则认为，如果不能理解财富如何集聚、形成和发挥作用，就不能真正理解我们所处的时代。小王深受触动，在心里提醒自己，当发现自己对财富存在偏狭的愤懑之心时，也许就是要离开旁观者的角色，进入现实的时候了。
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咨询中心主任叶斌说，中产阶级处于一个持续的变动期中，每个人的欲望都充分被唤起，大家都想抓到机会，快速改变自己的命运，因为保障制度的缺陷，对于未来，没有稳定的预期。每个人虽然看到希望，但又充分感受到一种不确定性，所以只好尽量抓住眼前的每一个机会。因此会有焦虑和恐惧。
随着股市和楼市的上涨，来咨询的人群中和财务有关的越来越多。他常说做心理咨询也要懂炒股，否则没办法和很多病人沟通。
今年“5·30”之后，来了一位病人，才二十几岁的男孩，在股市亏了有八九万，一年的年薪没有了。他是外地人，想要在上海安家，买房子全部要靠自己，而他又希望先立业后成家。所以八九万的损失对他心理影响很大，亏了之后，他整日失眠、懊恼不堪，和每个身边的人都重复，“哎呀，我不应该听别人的话，现在套牢了。”像祥林嫂一样。
在资产潮汐中，运气、冒险的性格可能比学识和勤奋更有助于成功。仍在形成中的中产阶级，如果不在财经领域内，可能会很痛苦地发现自己与原来社会层次逐渐扩大的距离。“中间的落差就是痛苦来源，而这种痛苦又比真正的穷人更深。关键不在于变穷，而是无法接受落差。”学者林万亿说。
当潮水退去，沙滩上将留下什么？
与1980年代末日本资产价格上涨时一片乐观不同，今年以来的中国财富潮汐中，“唱衰者”着实不少，众多顶极大牌的名字赫赫在目：罗杰斯、格林斯潘、李嘉诚、巴菲特。
他们提醒，这样的市场已有泡沫之忧。事实上，众多西方分析人士将中国的股市和楼市上涨视为“自成一体的、全球迄今惟一未破的泡沫”。
但在一片不赞成的目光下，中国股市虽从高位下挫，但依然徘徊在5000点上下，而楼市虽有深圳和广州的下跌，北京却始终未现颓势。
国内资深货币政策专家余永定11月在英国《金融时报》撰文指出，“就38万亿元存款相对于总额8万亿元的流通股而言，储蓄存款由银行转入证交所推高股价的潜力巨大……不断涌入到股票和房地产市场的投资阻碍了对资产的理性估值。股票价格上涨潜力远远没有耗尽。盛宴可能会持续很多年，直到最愚蠢的买家购买了最昂贵的最后一张股票，股市才会开始崩盘。”
世界上从不存在只涨不跌的资本市场。问题是，当潮水退去，沙滩上将留下什么？在泡沫中成长起来的世界级企业，还是满目荒芜、无力承担损失的人群，抑或要求政府救市的请愿队列？
“我不担心。”一位美国投资顾问公司的合伙人郁飞说。他经历了中国1999－2001年的互联网泡沫，那时圈子非常狭小，所有的人去同样的地方——通常只是北京、上海、深圳，看同样的项目，提同样的问题，甚至说同样的话。但依然给今天中国互联网产业的繁荣留下了可能性。
去年，他从哈佛商学院留学回国，最深的感触是“国内的多元化令人吃惊”。这一年多里，他每天都在接触不同的信息，足迹从内蒙的赤峰到云南的曲靖、新疆的和阗。“我其实并不真的关心指数。相比证券市场，现实中有更多激动人心的项目。这是未来的基础。”
他由衷敬佩当年的先行者——“当我们绝大部分人只去深圳时，他们选择了内蒙古和山西。所以他们在当下获得了巨大回报。”而当下资本市场里的资金几乎要漫溢出来，只要有一部分脱离了投机，转向价值创造，都意味着巨大的机会。以他的观察，这个过程仅是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