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宜理：研究中国革命，如此复杂，如此迷人
“你是在中国出生的？”每次回到美国，入关时的盘问一度让裴宜理感觉自己是一个“二等美国人”。这个场景直到1972年——也就是尼克松总统访华那年——之后才发生了突变。那一年她从日本旅行回来，入关美国时，移民局官员打开护照，问了这一句。
“我在等待下一个问题：‘你为什么出生在红色中国？’没想到这一次对方的反应是：‘噢，真了不起！那你会说中文吗？’我说：‘是的，我会说一点。’他说：‘我们国家需要你这样的人。’那是我第一次为我出生于中国这件事感到高兴”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责任编辑：杨子
裴宜理在江西看档案
在研究中国的美国学者里，裴宜理（Elizabeth Perry）有一个特殊的身世：1948年，她出生于上海，父母皆为上海圣约翰大学教授，但她出生不久全家便因时局变化而离开中国。她后来打趣说，也许她一出生便与“革命”二字紧密联系在一起，所以她终生对中国革命抱有兴趣。“没有革命，我很可能在中国长大，我自己对中国革命一直很好奇，而且想知道革命为什么发生，又给中国带来什么后果。”
裴宜理的青年时期也是在左翼运动汹涌澎湃的全球“革命”浪潮中度过的，这更坚定了她未来的学术志向。中国的大门打开之后，她成为第一批被允许进入中国进行田野调查研究的外国学者之一，她的研究兴趣主要集中于近现代民众反抗与底层政治，横跨政治学与历史学领域，著述丰厚并屡获大奖，《美国历史评论》评价她“兼具社会科学家对秩序的热爱与历史学家捕捉精彩故事的眼睛”。
裴宜理先后执教于亚利桑那大学、华盛顿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1997年起任教于哈佛大学政府系。除了教学工作，裴宜理最大的一个特点在于她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她曾出任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主任、亚洲研究学会（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主席；自2008年起，她出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为中国研究培养了一批杰出的学生和学者。我们的采访就约在哈佛燕京学社的办公室里。办公室不大，墙上悬挂的标志着这个近百年学术机构重要时刻的黑白照片，散发出一种幽深的历史感。
“自从我成为社长后，我一半时间是在哈佛燕京学社，另一半时间是在哈佛当教授。”裴宜理现在仍活跃在教学一线，每周三下午1点半到3点半，是她开放给学生的时间。每个学生要提前预约她的时间，简洁地阐明自己的问题，得知她给了我三个多小时的采访时间后，她的学生都表示很羡慕我能有这样“奢侈”的机会。
裴宜理性格爽朗、快人快语，接受采访过程中不时爆发出大笑，即便在回忆起家族曲折经历时陷入黯然之色，但马上会略过这种情绪。
中国这一百多年发生太多太大的变化，这或许正是吸引研究中国的政治学家裴宜理的地方。“研究它们的得失成败，令人兴奋而着迷。”
裴宜理父母结婚照
革命炮火中的诞生
“你是在中国出生的？”
“是的。”
“你为什么出生在红色中国（Red China）?”
从少女时代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每次跟随全家人一起回到美国，无论在机场还是码头，移民官打开她的护照之后，总是有如上一段对话。
“我会说，我出生的时候它还不是红色的，只是有点粉而已。”半个多世纪后，裴宜理坐在哈佛燕京学社的办公室里回忆往事，忍不住发出一阵爽朗的大笑。转而，她的神色变得凝重起来。“是的，我父母都生活在中国的多事之秋；没有革命，我也很可能在中国长大，所以，我们家确实与中国有割不断的联系。”
裴宜理出生于一个宗教色彩浓厚的家庭，父母都是美国圣公会（The Episcopal Church）传教士。她父亲查尔斯·佩里——裴宜理很晚的时候才得知父亲中文名是潘学思——早年在哈佛大学学习过中文和日文，对东亚情有独钟。1931年，潘学思远渡重洋，到达上海，在圣约翰大学教书。圣约翰大学创建于1879年，原名圣约翰书院（St.John's College），由美国圣公会主办，是中国成立最早的一所教会大学。“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潘学思特地去了一趟东北，“他还写了一本非常有意思的日记，讲述他在满洲里的旅行经历。他对这一段历史非常感兴趣。”
潘学思在中国结识了他未来的妻子凯瑞（注：中文名为孔凯利）。他们后来都在圣约翰大学教书。有意思的是，裴宜理小时候从未听到父母用中文交流，“因为父亲只会普通话，而母亲只会上海话。”
少女时期的裴宜理与父亲
裴宜理的父母是在1937年夏天结婚的。因为潘学思长期对日本文化也很感兴趣，他选择了去日本度蜜月。“他们在度蜜月时，听到了日本侵略中国的消息，但不敢确认，于是去了东京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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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赵立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