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盲人想要登上珠峰
“我能感觉到我和所有人一样，在一个同等的、公平的环境下做一件事情，我和所有人之间没有障碍，而不是之前我认为我自己是不幸的、另类的存在。”
他听出周围变得空旷，一览无余的那种空旷。他把头往左转了转，又往右转了转，仔细听了听周围的声音，风声剧烈地在他的头上打转，听得他“毛骨悚然”。
“他爬完珠峰以后才发现，登顶珠峰根本不是他所需要的高光时刻，而是让他明白了，当下的这一步是最重要的。因为这一步没有踩好，可能就掉下去，人就没了，根本没有什么所谓的高光时刻。”
责任编辑：李慕琰
攀登过程中，脚下有纵横交错、完全不规则的冰裂缝，张洪需要先用登山杖试探位置和地形，再用脚来回丈量冰裂缝的大概宽度，最后才敢把脚迈出去。
站上世界最高峰的顶端，盲人张洪的第一个念头是“赶快下去”。
“登山的事故，绝大部分是在下山途中出现。”张洪说，登山时，人的重心在前，哪怕摔跤，也有山体阻拦，而下山，“全凭潜意识”。他悬着一颗心，直到回到珠峰大本营，冰爪被脱掉才安然——那意味着危险真正意义上的远离。夏尔巴（注：居住在喜马拉雅山脉两侧的当地人，通常担任向导）给他一杯奶茶、几块饼干充饥。冲顶与返回之路几乎耗尽了他的力气，他几近昏迷。
时隔两年，声音、听感和触觉构成的认知系统，让他对世界第一峰的回忆仍然鲜明。他清晰感知到不同海拔高度风的差异：低海拔冰川的风夹杂着冷冽的寒气，高海拔的暴风制造巨响，狂风卷起雪粒子、冰渣和小块岩石，给人粘稠的触感，像一堵高墙般让人难以逾越。
徒步过冰川，脚底的冰块有坚硬的质地，踩上去有类似咬薯片的“咔嚓”声。即便蹬着冰爪，打滑的风险也难以避免。雪地厚实，脚步声被闷在里面，给人更踏实的踏感。
2021年5月24日，在珠穆朗玛峰8848.86米的峰顶，张洪循前人之例留下几张照片和一段15秒的小视频。前者成为他的微信头像，后者则是他“亚洲首位登顶珠峰的盲人”纪录的凭证。
登顶成功的消息传到范立欣所在的大本营时，这位纪录片导演喜忧参半。
他为张洪多年的努力得到回报而开心。2019年，他从一个登山的朋友那里听说张洪的宏愿：一位盲人按摩师渴望登上珠峰。身边人一合计都觉得不靠谱，范立欣却对这个人物产生了好奇，赌徒一般地要拍摄这个极有可能失败的故事。2020年5月，纪录片开机，两个“偏执”的人命运自此交汇。
忧的是，因为氧气出了问题，随行跟拍的两个摄影师没能一起上去，张洪登顶的视频素材是空白，范立欣直呼崩溃，“巧妇难为无米之炊”。2023年10月27日，纪录片《看不见的顶峰》全国公映，范立欣用一段“黑”填补了素材的空白。
“我们拍了360多个小时的素材，剪辑花了一年。剪辑的时候我在想，这一段如果没有素材，不如‘将计就计’，用一个黑场和沉浸式的（声音感受），把观众代入到一个盲人的世界里面。”范立欣对南方周末记者说，“用这个黑场带着观众，跟随张洪的脚步一起登上世界之巅。”
张洪和妻子夏琼。
张洪对登顶珠峰有近乎偏执的渴求。那时，他在西藏的一所医院的中医医疗科做副主任，四十多岁，工作稳定，和妻子共事，还有一个儿子。所有人都对他“疯了”一样要登珠峰感到不解：“这个事完全不靠谱，手里有这么好的工作，稳定下来了，还要去做这个事情，这就是吃饱了撑的。”
张洪承认，执念来源于某种想要证明什么的欲望。“以前自己给自己贴上标签，我是社会上一个不幸的人。但是攀登珠峰的过程，让我学会了一件事：其实我和其他人都是一样的，社会和大自然对我并没有怎么另眼看待。”
“珠峰不会因为我是盲人，就给我更多的同情”
正式拍摄登顶前，范立欣跟拍了张洪一年多。当时，张洪珠峰之行的最大焦虑是钱。纪录片开机时，张洪得到了一个基金会5000美金的支持，但离“小一百万”人民币的缺口还很大。镜头前，张洪借着酒劲，窘迫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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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胡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