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德勤中国副主席吴卫军： “巩固银行改革成果，需要一张干净的资产负债表”

大象起舞，四座皆惊。

在《财富》发布的2023年500强企业名单里，中国四大国有银行均在前50名；在英国《银行家》按一级资本发布的2023年全球1000家银行排名中，四家国有大行连续第6年蝉联榜单前四名。仅净利润单项指标，四大国有银行已然超越国际同行：2023年上半年合计超6035亿元。

二十多年前，四大行已陷入“技术性破产”。时值中国“入世”之后，国门洞开，外资银行入华动作频频，自2006年起更享受国民待遇。观察者和业界为此一直高喊“狼来了”。

2003年，建行和中行被国务院确定为国有独资银行股改试点，并被寄望“用3年左右的时间改造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股份制商业银行”。史无前例的财务重组和引入国际战投之后，建行和中行先后于2005和2006年在港交所和上交所上市。

此举为工行、农行和邮储银行的股改和上市探清了一条可复制之路。正如工行时任董事长姜建清所言，股份制改革是我国国有银行改革的辉煌序章，也是没有退路的背水之战和一场输不起的改革。

辉煌序章之后，强化公司治理方是重任。层层监督之下，四大行刀刃向内，不断革新。一份全球投资者信赖的、干净的财务报表便是20年修炼的例证。

德勤、普华永道、毕马威、安永，为国际知名的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四大”），其中德勤中国副主席吴卫军先后担任中国银行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改上市的签字会计师，前者是中国国有银行股改上市试点，后者是中国国有银行股改上市的收官之作。他为金融业称道的是，参与并领导设计了适合中国国情的“银行改革路线图”，在公司治理、财务报告和资本重组三大领域，为推进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提供技术指引。他还被称为最熟悉中国国有银行的会计师，因为他曾先后担任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签字会计师。如今，他已连续三年担任中国工商银行年报签字会计师。早在二十多年前，他已担任“四大”会计师事务年合伙人，积极推动落实“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本土化转制方案，并一直致力于通过发挥审计师资本市场“看门人”的价值，做好“资本的眼睛”。

作为中国银行业改革开放大时代的同行者，时值中国金融改革开放45周年之际，吴卫军接受南方周末专访时一再强调，中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是一场排除万难、艰苦卓绝的改革，其成果和历史意义也是显著的。如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金融业将迎来巨大的历史挑战。在国际和国内金融深化与发展的重大时刻，中国金融企业家的存在，至关重要。他们将引领中国金融企业从外延做大，转向高质量地把内涵做强。他个人则愿意一如既往地以专业服务国家金融业的发展。“我签出来的会计报表能受到国际资本市场和国际监管的认可，那是我专业中最光荣的事情”。

吴卫军特别强调人才的国际化。“我建议中国企业全面审视现有的国际化人才培养体系，构建先进的国际化人才胜任力模型。如果没有具备国际视野和国际水平的人才，很难巩固45年的改革开放成果，亦很难成为国际资本市场和国际金融业的有效参与者。”

吴卫军：德勤中国副主席、“四大”会计师事务所首批中国合伙人。2021年起，担任中国工商银行会计报表审计的签字会计师。（受访者供图/图）

“如果签出来的会计报表受到国际资本市场认可，是我最光荣的事情”

吴卫军从一位普通农家子弟，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快速成长，不仅是“四大”会计师事务所首批中国合伙人，还是1949年之后首位获得英国特许公认会计师资格的中国内地人。30多年的职业生涯中，他的工作地点遍布中国内地、香港、纽约、伦敦和悉尼等地，参与、推动和见证了诸多金融和会计领域历史性变革事件。

早在1993年至1994年，他协助美国专家汤姆∙梅西（Tom Macy）服务中国人民银行金融体系审慎监管改革咨询项目，为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引入最基本的风险评价手段——贷款五级分类，并为中国银行业建立国际组织和全球同业能基本理解和接受的会计科目体系。

他在评估这两件事的历史价值乃至对如今的影响时称，“这两件事的影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商业银行会计科目体系和国际接轨，为国际投资者和交易对手方认可我们的银行、巴塞尔银行监管体系接纳我们的银行、为国有商业银行建立会计控制、风险管理和现代公司治理体系等创造了条件。贷款五级分类，不仅为银行提供了基本的风险管理工具，有助于维护资产质量，也为监管机构提供了金融稳定的监管抓手。这是现代金融发展的制度基础。要认识到，我国现代金融业发展的制度建设只有30年的时间，我们还有很多要学习、要提升的地方。”

其后，他经历了职业生涯难忘的一段记忆——参与并领导设计“银行改革路线图”。他对此评价称，“中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是一场排除万难、艰苦卓绝的改革。但其成果和历史意义显著。”

改革何以坚持并能够快速行进？吴卫军称，“支撑这么艰难的银行改革往前行进，是中央高层的决心，还有执行层面领导的专业性和勇气。当时审计队伍的领导团队中只有我一个是在中国内地成长起来的专业人士。我非常想把中国银行业的改革做好，把中国的国有银行带入国际银行业的队列中。如果我签出来的会计报表能受到国际资本市场和国际监管的认可，那是我专业中最光荣的事情。”

他还于2010-2012年参与制定并落实“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本土化转制方案。“我看重专业精神的传承。专业精神有两个支撑点，一个是道德操守，一个是专业报国，因为专业主义的前提是爱国主义。专业精神是专业人士的立身之本。”

他认为，在金融企业，外部审计师工作有特殊性，即高质量外部审计不仅是保护股东权益的需要，也是满足境内外银行监管合规的需要，更是全球金融和商品交易对手方敞口风险管理的需要。他担任签字会计师的中国工商银行表内总资产规模超过40万亿元。他对团队说，要付出专业努力，协助工商银行提升资产回报率，哪怕是万分之一也好。40万亿元资产的万分之一，就是40亿元。

不仅仅是服务于银行业，在海外重要资本市场上，“四大”成员所服务的上市企业占比一般超过70%。目前中国资本市场已成为世界第二大市场，但截至 2023 年 10月底，A 股上市公司约 5300 家， 其中“四大”中国成员所出具审计报告的企业数量仅约占7%。面对如此差距，吴卫军认为，做好“资本的眼睛”，仍有较大提升空间，主要包括在财务报告链条上，厘清财务信息准备人、审计师和监管者的关系，夯实责任；利用大数据分析等科技手段，提高审计的精准度和有效性。

一般认为，包括德勤在内的“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签署的审计报告是国际资本市场的通行证。带着它，企业在国际上融资的价格可以保持在较合理的水平。

“没有国际化人才，很难实现资金链的国际融通”

南方周末：你说过，专业服务机构刚进入中国时助力吸引外资，后来的服务重点是支持中国企业改革和进军国际资本市场。请问，1990年代吸引外资进入中国最大的难点是什么？

吴卫军：1978年，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1990年代初，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性变革历程，开始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的经济体系开始发生深刻的变革。如何让国际投资者有足够的信心走进中国、认识中国？当时吸引外资最大的难点是如何让国际投资者相信，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中国政府能够真正拥抱市场经济、遵循国际规则、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南方周末：2003年开始的国有银行改革时期，国有商业银行吸引外资投资中国国有银行的难点又是什么？

吴卫军：2002年，我服务于中银香港重组和股改上市。这个项目让我意识到中国金融体系改革的真正舞台在内地。回到北京后，我服务于中国银行的改革。2005年，中国银行相继引入国际战略投资者——苏格兰皇家银行、淡马锡、瑞银集团、亚洲开发银行。

国有商业银行在21世纪初引进国际战略投资者时，中外双方谈判的主要焦点包括以下方面：第一，是否夯实了资产负债表；第二，是否有能力建立公司治理机制，并按照董事会章程和议事规则运作；第三，风险管理机制是否长久有效。

外资进入中国，吸引他们的，除了中国经济的体量及高成长性带来的市场机会，还有勤奋好学的劳动者，以及愿意遵循国际规则、与国际合作的管理者。

金融合作的根本在于对手方的“能力”和“意愿”。比如说，你借了别人的钱，借钱给你的人最在意的是你有偿还能力吗？你有意愿偿还吗？因此，我们不能损害和失去已经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建立起来的商誉。

南方周末：以你接触的外资企业来看，它们现在对中国投资环境有何期待？

吴卫军：外资进入中国，是因为它们在中国能够赚到钱。赚到钱的基础不是没有风险，而是对风险有认识，回报可预期。只有政府的规则透明，办事有章可循，资本方能更加有效地流动起来。

南方周末：“四大”在中国的服务重点是支持中国企业改革和进军国际资本市场。与二十多年前相比，中国企业现在出海呈现什么样的新现象？你对有“走出去”战略的企业有什么建议？

吴卫军：我们应该讨论的不仅仅是中国企业“走出去”，而应该扩展至中国企业的国际整合和国际融通问题。人才永远是发展战略的根本和核心竞争力的来源。如果没有国际化人才，中国企业很难实现“走出去”，进军国际资本市场，更不用谈供应链的国际整合和资金链的国际融通。我建议中国企业全面审视现有的国际化人才培养体系，构建先进的国际化人才胜任力模型，探索数字经济时代和后疫情时代更加有效的人才培养模式，让国际资本市场更好地看到是什么样的人在管理现在的中国企业。

中国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在海外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开设了经营机构和营业网点，它们为中国企业与世界经济的融合提供金融支持。中国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的海外金融牌照和网络资源是中国金融业改革积累的重要资产。在当前的国际地缘政治环境下，中国金融机构几乎不可能再在海外重要金融中心城市获取金融牌照。所以，对中国金融机构的海外牌照资产和网络资源要格外珍惜。

我国的金融机构要派最优秀的人才到海外金融中心城市历练，积累与国际监管机构的协作经验，建立沟通渠道，形成国际金融人才梯队。

“要有如履薄冰的态度”

南方周末：早在1993年至1994年，你协助美国专家汤姆∙梅西（Tom Macy）服务中国人民银行的金融体系审慎监管改革项目。30年前，中国金融业的监管与国际差距在哪里？ 

吴卫军：30年前，中国金融业的监管与国际同业的差距主要在于监管的专业性不足。直到银监会和保监会成立，也就是到2003年，中国才形成专门的监管机构和监管队伍。1993年，中国金融监管与国际同业的对话没有技术基础，所以，我们协助人民银行设计会计科目体系，引入最基本的风险评价手段——贷款五级分类。

当时中国金融业改革的大方向是市场化和国际化，无论是监管者还是被监管者，都有积极学习国外经验的热情和主动性。这是开始国际对话的起点。专业服务机构，比如德勤，主要发挥了中国监管机构、金融企业和国际组织对话沟通的桥梁作用。而中国金融机构改革上市的时候，我们又发挥了“嫁女儿”抬轿子的作用。有差距不可怕，可怕的是在差距的两端没有愿意迈出一步的人。在金融业，我们仍然没有骄傲的资本，我们要有如履薄冰的态度。在金融战场上，打败自己的永远不是竞争对手。这就叫专业。

南方周末：20年间，金融监管体制发生了多次变化。银监会和保监会脱胎于人行并于2003年同步成立，后于2018年合并为银保监会，直至2023年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挂牌。你认为，与国际监管体制相比，还有变革空间吗？

吴卫军：对于中国金融业，2023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中国金融监管体系变革为“一委一行一局一会”。无论机构如何设置，变革的空间只有一个，那就是提升专业性。

在过去20年中国监管水平提升的过程中，我在三个领域提出过自己的专业观点并产生了积极影响。

第一个观点是，强化金融监管的“铁三角”关系。这个观点是在2009年我从英国金融监管局结束借调回国后提出来的。在金融监管架构下，“铁三角”关系是指金融监管部门、中央银行和财政部的三方关系。金融危机考验的是一个国家的金融应急和领导能力。提升“铁三角”关系的协调能力，对危机作出快速和有效的反应起着重要作用。解决金融体系的问题，仅靠一家政府机关是不够的。即使在经济运转正常时期，这三家机构也需要协调，为金融体系提供清晰和不重复的指导。在金融体系统一领导方面，这种“铁三角”的协调和执行力还要继续提升，因此，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的设立是现代经济、金融管理的需要。

第二个观点是，建立监管三方会谈机制。这个观点是在2003年3月银监会成立后，我作为会计师事务所的代表，与时任银监会领导交流时提出的。当时，我提出要借鉴国际先进做法，监管当局每年组织受监管金融机构和其外部审计师的三方会议，讨论监管关注的财务和业务风险问题，布置监管工作。有时，甚至可以安排闭门会议，即在受监管机构的管理层不在场的情况下，监管机构和外部审计师针对重要的和重大的问题进行沟通。

第三个观点是，对金融机构的股东进行监管。这是在2005年，为中国银行上市做准备，在河北香河召开的一次研讨会上，我认真向参会领导提出来的。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要求是8%，即银行用的是12.5倍的杠杆率。如果不对股东进行监管，银行可能就会受到股东不良行为的影响。对股东进行监管这一建议的讨论也扩展至汇金公司的管理模式。我坚定地表达支持汇金模式，推动汇金成为专业管理机构。

现在回过头来看，我的这些观点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我相信，我今天表达的一些观点也会在30年后被证明是重要的，会出现在我专业报国的成绩单上。

近年来，我国金融监管体系的架构已进行了大幅调整与优化。在现有监管架构下，如何提升监管制度和运作机制的有效性？从运行实效上讲，特别要做好下面三篇文章：一是如何吸引和留用最优秀的金融人才加入金融监管队伍；二是如何协调央行、金融监管总局和证监会等监管部门之间的监管协作，如何尊重财政部作为最后拯救者的地位，如何发挥好金融国资委（目前由汇金和财政部金融司承担）的股东监管作用；三是如何开发和应用更为强大的监管科技工具，提升监管质效。

南方周末：你建议吸收和留用最优秀的金融人才加入监管队伍。在公务员序列里，如何实现突破，用市场价格吸引优秀人才？国外金融监管机构有可借鉴之处吗？

吴卫军：金融监管和财政管理等机构都要尊重专业性。它们发挥功能，是以专业为基础的。我们一定要信任专家，不要怀疑专业人士拥有的爱国主义精神。技术型的人才在公务员体系中要得到保护和支持。在英美的金融监管体系中，只有高层，比如美联储主席等级别的人士排列在公务员体系里，其他专业人士全按照市场价格给予薪酬待遇。

南方周末：你之前说过，金融业要强化监管。事实上，金融业一直在加强监管。怎么看强监管和改革创新的关系？

吴卫军：强监管和改革创新并不矛盾，不可偏废。只有加强监管，才能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只有改革创新，才能提升金融产品、服务的多样性，提升金融市场的广度和深度，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和实体经济的金融需求。有智慧的金融企业家认为，支持实体经济，就是支持金融业的未来。实体经济和金融业这两者之间的关联度的强化和黏合需要金融创新来完成。

强监管和改革创新是“既要”“又要”的关系，关键在于平衡监管和创新的关系，把握监管的力度和边界。简言之，监管既不能不足，亦不能过度。监管过度就会妨碍金融可持续发展的改革和创新。改革和创新当然不能以显著增大系统性金融风险为代价，不能纵容脱离实体经济的金融行为。脱离实体经济外的、金融环节内的“空转”型金融创新，是以金融逐利为目的的“伪创新”，必须制止。

“尊重专业是银行改革临危不惧的胆识保障”

南方周末：监管体制不断变革，银行也在不断变革。你曾参与并领导设计了适合中国国情的“银行改革路线图”。当时四大银行因不良资产极其庞大被认为已经“技术性破产”。你们设计“改革路线图”、参与银行改革的勇气从哪里来？

吴卫军：改革前，中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技术层面上是破产的”，仅靠隐含的国家财政担保来维持生计。如果不进行股改，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就会从“技术性破产”走向实际破产。这是当时中国经济制度改革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我们敢于为“技术性破产”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设计改革路线图，是因为我们看到了国家破釜沉舟、排除万难的改革勇气和定力；是因为我们对自身的专业能力有信心，我们有能力对金融机构面对的问题动手术；是因为金融机构的管理层有担当，并且敢于承担责任，能够把我们列出来的任务清单执行下去。2003年，在完成中国银行的审计后，我们提出了五百多条管理建议，中国银行的行领导专门责成内审部成立工作组，监督落实我们提出的建议。

南方周末：2003年至 2006 年，你担任签字会计师，协助中国银行在香港和上海两地上市。2012 年，你担任签字会计师协助中国邮储银行在香港上市。你对国有大行进一步深化改革有信心吗？

吴卫军：我对国有大行的改革和发展一直充满信心。这种信心的基础是对金融改革决策者和领导者的认同，包括对他们制定的政策方向的认同。金融机构的领导者意识到不改革便是死路一条，他们利用自己的知识储备，愿意与国内外专家配合，寻找改革的出路，是他们提出来，“我们需要一张路线图”。

当时的金融改革决策者和领导者，坚持市场化和国际化方向，尊重专业人士，信任并充分发挥国内外专家的力量。国有大行已经完成改革阶段的工作任务，当前面临的挑战是持续提升核心竞争力，更加高效地适应新环境、新变化、新趋势。与我们打过交道的国有大行的领导者是专业的。在任何时代，我们都需要尊重专业，尊重专业是信心的来源，是临危不惧的胆识保障。

南方周末：除了协助中国银行和中国邮储银行股改上市外，你还曾担任或正担任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的签字会计师。在上市之后，国有银行改革和发展的难点是什么？

吴卫军：对于股改上市之后中国银行业的发展，我想用八个字来概括：成就巨大、任重道远。在股改上市之后，国有控股大型商业银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财务和风险防控能力增强；资产负债表比较夯实，创造利润的能力增强；建成了以“四会一层”为核心，获得国际资本市场认可的公司治理体系；形成了国际化经营的布局。

但如今，银行改革和发展面临着更加复杂、严峻的挑战。如何建设现代化的商业银行永远是一个难题，是一个复杂而艰巨的工程，涵盖战略管理、风险管理、信息系统和企业文化方方面面。尤为艰难之处是，国有商业银行的领导要明确如何平衡国有银行的政策属性和商业属性，在坚持党的领导前提下，实现经济效益社会责任兼顾。

南方周末：它们为何有动力自我革命？

吴卫军：国有大行的自我革命动力主要来自以下三个方面：国家和政府办好银行的决心和领导力；国有大行与国际接轨的治理体系已经建立；金融企业家和职业银行家的成长、成就和积极作为。

以国有大行董事会的有效性为例，我做个说明。国有大行的董事会主要由三组董事组成，一组是代表国有股东的股权董事，他们来自财政部和中央汇金公司；一组是独立董事，他们具备国际经验及风险管理、法律、会计等领域的专业知识；一组是负责经营管理的执行董事，他们是中管干部。这是一支兼具专业性和政治性的、强大的银行战略管理队伍。他们的自我驱动力很强，有崇高的使命感。

增强“数目字管理能力”

南方周末：2018年，作为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金融与发展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你专注深度研究中国银行业及金融体系改革的相关问题，总结改革开放40年在会计发展和银行改革方面累积的经验。请问，在会计领域，你提出的主要问题和总结的经验是什么？会计和金融的关系是什么？

吴卫军：会计准则体系、审计市场建设和会计人才水平直接影响一个国家的会计能力。回首改革开放的45年，中国会计准则不断优化完善，实现行业覆盖，全国统一，国际接轨；审计市场进行制度性改革，建成适应国家市场体系的多层次会计师事务所；会计人才培养获得重视，建立国家会计学院，开展全国会计领军人才项目，为中国改革与发展培育专业力量。

“经济越发展，会计越重要”。企业会计准则是市场经济的重要规则，注册会计师行业承担着建设社会诚信的重要责任，而会计人才也是国家发展需要的战略人才。会计准则，注册会计师行业和会计人才的水平是会计能力的重要因素。一个国家的会计能力反映了它的经济制度和政府管治软实力。

黄仁宇教授在《万历十五年》一书中论述了他的大历史观。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理论是国家的“数目字管理能力”。他认为，一个稳定的和成熟的商业社会需要具备计算和记录整个社会的资源的能力，只有这样，“资金方便对流，实物经济变为金融经济，可以交换的条件增多，分工进一步合理化，整个国家可以以‘数目字管理’”——进而国家可以强盛。简单而言，黄仁宇教授认为，数目字管理能力是国家强盛的基础。我十分认同这个观点。

会计能力是国家治理能力的基础，特别是在数字经济时代，形成和运用数字资产都需要会计这一基本功能的存在。

关于会计和金融的关系，我的观点是鲜明的。企业的金融是财务，社会的财务是金融。会计、财务和金融将是“三位一体”的学科。每个人都应老老实实地学点会计知识，因为所有的经济活动最终都要经受“借记”和“贷记”的检验。

金融企业需从“外延做大”转向“内涵做强”

南方周末：最新的世界500强名单里，四大行均在前50名；在英国《银行家》杂志的评选中，四大行霸榜前四。你观察，中国银行业在逆周期经营能力和风控能力方面存在哪些挑战？

吴卫军：国有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不再是简单的商业经营实体的资产负债表，而是由中国经济基本面支撑，它反映了中国社会的金融资产分布。商业银行的资产质量，将高度依赖国有经济和政府财务状况的健康度。这是国有大行资产负债表的主体特殊性。银行要发挥好在经济运行中的风险代理监督作用，及时发现风险，并向国家相关部门呈报经济运行中存在的风险和隐患。

国有商业银行的成绩单必须以“长期主义”为基础，资产负债表的快速扩张更加需要执行严格的风险纪律，特别是严格的信贷纪律。银行家需要更执著地坚持专业主义精神，吸收上一轮去杠杆的教训，提高放贷和购买债券的质量标准，在增量上管好不良资产的入口，同时不断夯实存量资产质量，保持充足的资本和损失吸收缓冲垫，坚持科学的流动性管理方法，坚守一张干净的、健康的、可持续的资产负债表。

南方周末：目前看，你认为中国国有银行业还需要深化哪些改革和促进哪些发展？

吴卫军：金融业的发展始终与时代大局保持高度关联。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金融业已经迎来巨大的历史挑战。在国际和国内金融深化与发展的重大时刻，中国金融企业家的存在，至关重要。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今天中国的金融业，比任何时候都更迫切地需要一支强大的金融企业家队伍，需要他们充分发挥领导力，引领中国金融企业从简单地外延做大，转向高质量地内涵做强。

我们要爱护中国的金融企业家。金融是承担风险的行业，金融企业家要做的业务决策就是承担风险的决策。如果运用没有边界的问责制度来束缚金融企业家，这肯定会扼杀金融企业家承担风险的主动性，削弱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

金融企业家在社会经济运行中还发挥着一个鲜为人知的功能，他们对社会经济的运行履行着代理监督作用。以银行家为例，他们把贷款借给企业，令他们感到日夜不安的是借款人无法偿还贷款本息的风险。因此，银行家从放贷之日起，就会定期走访企业，要求企业维护健康的财务状况，满足贷款合同要求，这种监督作用提高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效率；同时，金融机构也累积了有关借款人和行业的知识，为资金有效地流向实体经济把握方向。

中国创新为何会成功？因为中国的经济体量大，试错成本平摊下来很小。成功之后，创新带来的总体经济效果很大。因此，必须要鼓励这样一个试错机制，更好地吸引资本进入创新市场。这就需要投资银行的参与，我们要鼓励培养一批在中国扎根、支撑中国经济向高质量、高效率发展的投资银行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