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中求“清”
李白被认为是上上品的饮酒人,
求的是“清”,善饮而神志清明。
责任编辑:陈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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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年,要过年了,有朋友从远方给李敬泽打电话说,天降大雪,正喝着酒。李敬泽说,我这备了冰块和酒,也正要喝。隔着电话和酒杯,将年拜过。李敬泽想起北齐武成帝高湛给河南王高孝瑜写信:“吾饮汾清二杯,劝汝于邺酌两杯。”“其时高湛在晋阳,孝瑜在河南,千百里之思,遥劝三杯两盏。”
“饮酒作为社交形态,并不是从来如此,在过去,饮酒一定不是常态。”李敬泽说,“中国的酒大多是粮食酿造的,在农业社会初期,粮食匮乏,酒少,不是所有人都喝得起。”
李敬泽所言“汾清”典故出自《北齐书》。北齐武成帝高湛于公元561年继位之后,大多数时间身处北齐下都晋阳(现山西太原一带)。北齐上都位于邺城(现河南安阳、河北临漳一带),由武成帝的侄儿高孝瑜护卫。南北朝时期,战乱不断,权力更迭频繁,人心的维系并不容易。高孝瑜拥戴叔父,高湛亦十分欣赏其侄儿,故相距甚远也要共“饮汾清二杯”。
《北齐书》中的“汾清”是史书上关于汾酒的最早记载。汾清酒在南北朝时期为贵族阶层所喜爱。古时酿酒,贵在求“清”。“清”这一字,在古代是酒的最高质量等级称谓,包含了中国文化中对酒和饮酒的最高追求。
《周礼·天官·酒正》载:“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事酒,指为特定场景之事(如婚庆)而临时酿造的新酒。昔酒,指久酿而成的老酒。清酒,指清而不浊之酒,需用更长时间和更精细的酿制过程才能获得,冬酿夏成,是酒中上品。
清酒往往用于祭祀。《诗经·小雅·信南山》有言:“祭以清酒”。清酒之“清”,意为清洁与澄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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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封神第一部:朝歌风云》正在上映,故事的历史背景是由商入周的过程。那是人、妖、神共处的神话时代。人在认识“天命”,又在“天命”中认识自我与众生。古时,巫与酒都是沟通天地人的灵媒,从另一个角度说,巫与酒都事关社稷存续。电影中,龟甲与酒杯的出现,预示着国运的走势。
李敬泽提到了《尚书·周书·酒诰》。周灭商之后,分封诸侯,武王姬发将其弟康叔封为卫国之君。卫国处于殷商故地,殷人有酗酒之习,周公担心此恶习会暗隐动荡之乱,故命康叔在卫国发布禁酒令,并把禁酒的缘由和细则一一告知。“群饮,汝勿佚!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酒诰》中的这条是关键,为的是“禁群饮”——聚众喝酒是要杀头的。
统治者对酒的态度是政治的晴雨表。比如,在东晋时,孝武帝以“寇难初平”为由,不仅大赦天下,且开酒禁。又比如,唐玄宗开元年间,海晏河清,仓廪丰实,便没有禁酒令,不然也不会有李白的故事。“安史之乱”来了,各种生产难以为继,民不聊生,禁酒令便又出现。
曹操在《短歌行》中吟唱:“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李敬泽特别指出,不要用“诗人”来认识此刻的曹操,还是要用“贵族”来认识曹操。原因很简单,贵族才能喝酒,甚至不是所有贵族都能喝酒,更具体地说,是特权之人才能喝酒。曹操是禁酒的,他要统一北方,需要军粮,粮食怎么可能用来酿造大量的酒?
孔融,就是让梨的那位小朋友,成年后爱喝酒。他喜欢的是“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孔融写下《与曹操论酒禁书》,反对禁酒,所列之理由有“天垂酒星之耀,地列酒泉之郡。”曹操看了,大怒,把孔融给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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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诗酒勃兴的唐代,李白赞赏孔融,模仿其诗句,言“天若不爱酒,酒星不在天;地若不爱酒,地应无酒泉” 。皮日休又学李太白,“吾爱李太白,身是酒星魂。”
李敬泽去看了电影《长安三万里》。电影里,李白和他的朋友们喝了许多酒。李白说:“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李敬泽说:“这语言的速度和气势,是需要酒来支撑的。”李白说:“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李敬泽说:“这一听就是喝高了才会这么写。把喝酒喝成艺术人生,是从李白这开始的。诗与酒的关系,从此被确立了下来。李白之后,大家都觉得文人很能喝酒,喝酒就能写出好文章。因为李白斗酒诗百篇啊。别人这样跟我说的话,我就说,那是李白,不是我。”
许多人对李白大概也误读了。宋代《酒谱》载:“李白每大醉为文,未尝差误。与醒者语,无不屈服。人目为醉圣。”这说的是李白在大醉之后写文章,没有任何差错,和清醒者说话,大家都被其折服。人们称其为“醉圣”。漫长的中国饮酒史,被称为“醉圣”之人,也就是李白。李白被认为是上上品的饮酒人,求的是“清”,善饮而神志清明。
李白和孔融说到的“酒星”,在《晋书·天文志上》有记载:“轩辕右角南三星曰酒旗,酒官之旗也。主宴饗饮食。”
古代酒馆门口的酒旗,可视作“酒星”的标志。写酒旗的诗句很多,杜牧的那两句诗流传广泛且久远——“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
提到杜牧,便会不自觉想到那首非常著名的酒诗《清明》:“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杜牧的这首诗对中国人来说,变成了生命里的场景。”李敬泽说,“这首诗有我们独特的文化记忆。在古代,走远路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清明时节,在纷纷春雨和泥泞湿冷之中,有行旅之人的疲惫、沉郁和孤独,杏花村的酒家则代表了一个温暖的地方,这个场景千百年来抚慰了无数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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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之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文明发达,消费生态变化了,酒不再是商周时代极少数阶层享用的东西。《清明上河图》里,张择端画下了许多酒旗飘扬的酒肆。宋人窦苹写了著名的《酒谱》,书中有载:“张籍诗云,‘酿酒爱干和’,即今人不入水也,并、汾间以为贵品,名之曰干酢酒。”从这可见,汾阳已经开始出产上好的蒸馏酒。与发酵酒相比,蒸馏酒制作工艺更为复杂,这是酿造技术的进步。从饮酒者角度来说,蒸馏酒不容易上头,若以“清”“浊”而论,蒸馏技术让酒往“清”更进了一步。
李敬泽将好酒比作北方的雨,“云聚了,风起了,雨来了,雨收了,然后就是青天白日,不牵连不黏滞。”好酒最终是让人清醒,“醒了不头疼”。“这是拿肉身作评判标准。”李敬泽说,“喝酒而不及于醉,这也是乐趣,一种节制的快感,飘然微醺但意识到清明的理性仍在。严守这个分际如同杯中满酒,酒面微凸,一滴则溢,但恰好就不多这一滴,那种微妙的平衡是美的。”
对于好酒的理解是对美的理解,喝酒是一种审美态度。或者说,从古至今,酒不只是人与人之间共情的媒介,还是超越人间的媒介。“酒源于土地,也有向着天空的力量。”
“喝醉了很丑。但人要一直不丑也累,放浪形骸,形神不复相守。”李敬泽提到过一首黑人布鲁斯的歌词:“别惹我,谁都别惹我/因为你绝不会赢/我会打垮陆军和海军/就凭我和我的杜松子酒。”
宋代刘弇有诗云:“觥筹一举破愁城,似胜长驱十万兵。可是胸中浇块磊,更需酂白与汾清。”说的跟黑人布鲁斯是差不多的意思。酒能壮胆,亦能穿越时空与文明,连接万古的悲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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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末明初,山西汾州烧酒开始被称为“汾酒”。明清时期,酒的专卖制被取消,官府对酒实行征税制。酒税不重,以此为生之人增多,酒业兴盛起来。此时期,汾州烧酒已经闻名天下,杏花村已然成为好酒出产地的符号。《清稗类钞·工艺类》载有汾酒的酿造技术:“汾酒之制造法与他酒不同,他酒原料下缸,七八日之酝酿,一次过净,酒槽齐出矣。汾酒酝酿最缓,原料下缸后须经四次,历月余,始能完全排出。”
城市文明的生长带来交通的延展,酒更容易被运往各地。清代小说《蜃楼志》写的是广州之事。书中人谈起各地之酒,“天气很热,绍兴酒肯出汗,换过汾酒,却凉快些。”“汾酒极好,只是太清冽了,怕吃不多。”李敬泽说到过南北之酒的区别。“我是北人,黄酒是南人的酒,这酒是阴的,不像烧酒的磊落伉爽,一派阳气。喝时是顺畅的,但酒力如梅雨连天,不知何时起,不知何时去。”
在清朝,酒若能到达广州,就能到达全世界。晋商通过十三行,将汾酒送至大洋彼岸。到了民国,1915年,美国旧金山,汾酒出现在巴拿马太平洋博览会上,并获得最高荣誉——甲等大奖章。这等获奖大事,仿佛是这些年才被更多人知晓。过去的一百多年,大多数时间太动荡,大家的心思都还是在“吃”上,而不是“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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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敬泽的父亲是山西芮城人,而他在天津出生,在河北长大。年少时,山西来个老乡到家里,摸出一瓶汾酒,如获至宝一般。
“现在的酒在人生的诸多情境出现,以前酒只在人生的特定情境出现。”这特定情境包括婚丧嫁娶、逢年过节等等。“如今我们面对的人生情境更多元化了,晚上喝两杯变得很正常。”
在以往,北方很多地方,喝酒的办法,就是我跟你喝,自己不喝,让别人喝,把别人放倒,觉得自己占了便宜。“觉得自己穷啊,舍不得喝,给你喝。”这是匮乏时代的记忆。当酒变成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后,“酒桌上也有很多特别不好的事情,这些东西,现在看来,也真不必要,一个赖酒鬼,什么好酒都能被糟蹋了,体会不到酒的好。”
“酒文化要更新,酒企也得倡导酒文化。酒固然能让人飞扬,自己飞扬就好。回到伟大文明的源头上去,真正知酒的还是周人,周人不是不喝酒,但节制。酒安足辞,但要有节制的精神,让礼的精神和酒的精神完美地结合。这不是痛苦的自我管理,是真正地体会到酒的好,在健康的饮酒方式中获得美好的生活。”李敬泽说,“文明的精神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不断地自我调整。”在酒中求“清”的过程,大抵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