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艳：至高无上的幸福

在这个混沌的时代里，作为一个当事者，记录自己和周围人的生活，并以此作为自己曾经活过的证明，这确实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幸福

“一个最原始的动机，就是我反复强调的，经由拍电影来描写人的心灵。在描写心灵的同时，和活在同时代的人们共同分享光明，分享和苦难斗争的勇气，分享活着的乐趣和活下去的美好。再进一步讲，还要把这些都真实地告诉我们下一代的孩子们，现在这个时代是个什么样子。”这是小川绅介，一代纪录片大师、一位超级“说客”，他眼里的纪录片工作的使命。

2007年10月，“遭遇”小川14年后，冯艳翻译的小川演讲谈话录《收割电影——追寻纪录片中至高无上的幸福》出了简体中文版。此时她已经“收割”了自己的电影，就在这个月，第10届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上，她的作品《秉爱》荣获了“亚洲新浪潮小川绅介奖”。

追寻幸福的旅程远没有结束，半年之后她又去三峡继续她的故事。她去年的计划，一个是完成纪录片《长江边的女人们》，另一个就是翻译一本关于纪录片的书。

有时冯艳会怀念当年“迷茫”的自己。

“那阵儿挺纯粹的，呆了好几个月都不知道要回看一下，不记得自己拍了什么。现在目的性太强。那些我想得到的东西太轻易地得到了。初期拍东西也许我拍了10个小时，只有20分钟完整的段落可用。现在一切都来得太顺利了，特别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这是挺可怕的一件事儿。”

每次从乡下回来她都觉得特别放松。“因为不用掩饰自己，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在乡下。为了让对方更多展现，就会克制自己暴躁的一面或者掩饰自己的观点。”

到现在还没放弃拍摄，是因为“我还想知道某些东西、寻找某些东西——自己心灵里缺少的那些东西”。

《收割电影》里，小川绅介导演说，拍纪录片实际上是拍摄你和对方的关系。

冯艳在她的博客回应：“在这个混沌的时代里，作为一个当事者，记录自己和周围人的生活，并以此作为自己曾经活过的证明，这确实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幸福。”

张秉爱和熊云建住在用4800元移民补偿款买来的工棚里　图/受访者提供

1997年10月，小川夫人领我在小川他们种过的稻田里走一走。山形县牧野村

野中，小川

我原来在日本上学。1992年，一个朋友让我去东京当翻译。当时东京有个“亚洲国际报道”，一个摄影师团体，举办一个摄影展。他们邀请了吴文光，他刚拍完《流浪北京》，我给他当翻译，那是我第一次接触纪录片。因为当翻译，认识了他们那个负责人野中。他有意培养一些亚洲导演，认为在日本看到的亚洲报道都是日本人眼中的亚洲。他对中国感兴趣，问我有什么可拍的。我跟新疆大学一个研究哈萨克的老师挺熟的，就带他去了新疆。

那个老师研究了50年哈萨克的历史，以前是国民党的军官，“文革”受了很多罪。野中拍完他，又拍了他的夫人。老学者在监狱呆了很多年，出来之后就恨不得在有生之年把这研究搞好，很少有时间理他夫人。一有外人去他们家她就特紧张，因为跟她无关，但这些人她还得伺候。野中采访她聊了6个小时，那天下着大雨，他的手法就是让她尽情地说。老人说着说着就控制不住了，话题岔开去，说了很多她人生中也许跟这个采访无关的事，也很有意思。等都说完了，她脸上是如释重负那种表情。因为她释放了，头一次有人听她说些什么了。

93年的时候，正好有“山形”。他就说，哎呀，咱们一起去看电影，路费住宿啊什么的我给你出。其实是他领我走入这个行业。那阵我是留学生嘛，只拿了一点奖学金生活。那些天在山形看了很多片子，眼都红了，挺震撼的，从来不知道纪录片怎么回事儿，去了以后觉得，哎呀，纪录片比故事片还好看。

为了纪念发起人之一、前一年刚去世的小川绅介，1992年山形影展特别开设了小川纪录片展映单元。由评论家山根贞男根据小川生前的演讲谈话编的《收割电影》同时问世。冯艳被小川深深打动，忍不住向来参展的中国纪录片导演吴文光、郝智强和段锦川讲述书里的“红蜻蜓的故事”。

“有一个单身的老爷爷，这个人上了年纪，还是个酒鬼，走路都摇摇晃晃的。有一次到了割稻子的季节，学生们就去帮老爷爷割稻子。学生们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