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汉学家叶果夫

2012年，本文作者张福生与叶果夫（图左）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办公室合影。（作者提供/图）

俄罗斯汉学家叶果夫（Игорь A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Егоров）去世了。他比我还小一岁，1953年生人，不到七十就走了，按我们中国人的观念，有点早，大概他日子过得不顺心，又长期熬夜搞翻译，弄坏了身体。作协的朋友刘宪平先生告诉我，他患有糖尿病，很严重，都到了快要截肢的程度。

在中俄文化交流史上，叶果夫算得上是一位颇有贡献的人物。首先他作为苏联国家文学出版社的中文编辑，为介绍中国文学在苏联、后来是在俄罗斯出版付出了极大的心血，几十年如一日。其次他作为一名俄罗斯汉学家，翻译过茅盾等“五四”时期一些作家的作品，后来将主要精力放在中国当代文学上，译介的作家包括苏童、余华、莫言、毕飞宇等。他也翻译过一些英语作品，不过，用他自己的话讲，是为了挣稿费，养活他翻译喜欢热爱的中国文学。

对于我来说，叶果夫是我工作上的同行，在业务上，我们可以为对方提供切实有用的帮助，解决书稿上的问题。同时我们也是可以敞开心扉，交流思想的朋友，尽管在某些问题上我们的观点有时不大一致，甚至针锋相对。

1990年代叶果夫初访北京时合影。（作者提供/图）

北京十日

我和叶果夫初次见面是在1990年3月，他作为苏联国家文学出版社列宁格勒分社的中文编辑来我所工作的人民文学出版社访问。那时，中苏关系刚刚开始正常化。记得1982年我责编的《拉斯普京小说选》出版后，应苏联使馆要求送作者几本赠书。我按规定将赠书送到外交部，经他们转交给苏联使馆。2006年拉斯普京来北京外国语大学开会，他告诉我，只是听说中国出版了他的一本小说集，但从没见过。1984年肖洛霍夫去世，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的孙美玲研究员写了一则短消息，也没有地方刊登。出版界也是如此，直到1986年、1987年苏联国家文学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领导才实现了互访。1989年，我社的老一辈编辑孙绳武、蒋路、许磊然、陈斯庸、卢永福访问苏联时，也曾到过他们出版社。这次他们来访十天，正式会谈项目由老同志程文先生做翻译，我只负责陪同他们外出游览购物，所以大家还比较放松随便，有说有笑，我已经没有了八十年代初期去苏联使馆时的那种紧张。

苏联国家文学出版社这次访问来了四名编辑：外国文学编辑室主任克里莫娃，英语编辑；中文编辑雅罗斯拉夫斯基，是位六十开外的老同志，翻译过许多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俄文版《金瓶梅》里的诗就是他译的；还有尤拉·伊利亚欣，年轻的中文编辑，1984年曾以塔斯社记者的身份来过中国，改革开放后他在中国办了一个公司，出版《手递手》报纸。这三个人都是莫斯科总社的，而叶果夫来自列宁格勒分社，名片上写的是编辑室主任。看样子他与总社的三位并不很熟悉，所以我对他多了一些照顾，陪他聊天的时间长一些。

谈话中我了解到，叶果夫和尤拉与我开始学习对方语言的时间都是在“珍宝岛事件”之后不久的上世纪七十年代初，那时学习对方语言的目的不言而喻，各自心知肚明。我告诉叶果夫，1969年我是知青，所在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驻地距离珍宝岛只有九十五公里。他听了吃惊地睁大眼睛。我继续对他说：当年连队里有位老高中每天早课都教大家说俄语，记得我学的第一句是：“举起手来！”他先是一怔，愣了片刻，但马上机敏地用中文回答道：“缴枪不杀！”我俩都笑了。

那十天，我和叶果夫接触较多的另一个原因是我俩的口语水平相当，都磕磕巴巴的，谁也不会笑话谁。尤拉1984年做记者时驻过北京，我在使馆见过他，听、说能力都在我们之上。我和叶果夫交谈，他抢着说中文，我抢着说俄语，实在不明白的时候才说各自的语言，好像都怕失去锻炼的机会吃了亏。叶果夫是个腼腆的人，见到我们的老同志都害羞脸红，讲话悄声细语，举止文雅，很有列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