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光倒影】劳动是其中最深的部分

当年的“三八红旗手”吕丽萍举着输液瓶，走过停放飞机的坝子，找厂里的干部。一种巨大的乡愁开始占据我。想起张楚那首《造飞机的工厂》，“工厂在加班工作，赶制一架飞机，准备在夜里飞往月亮。”心里就忧伤起来了。

原本说贾樟柯要和大家分享“我在工厂长大”。但年轻人一多，这话题就罩不住了。我母亲是针织厂的，厂里人嗓门都大。小时候我整天整天被带到厂里。妈妈建议厂长弄了个图书室，结果大部分的书可能只有我看过。我一遍遍去每个车间串门，看每一道印染工序，听军队一样的纺织机轰鸣，觉得机器的力量是迷人的力量。但满眼望去，尽是女工。直到今天，每当我看见女司机开公交车，就立刻被拖回小时候。

一个1950年代从沈阳迁到成都的军工企业420厂，和隔城相望的132厂，两个庞大的城外之城，几乎改变了成都的气质。但这不是贾樟柯的重心。尽管陈建斌的讲述，提到420与“地方”的冲突。几乎每个人的故事里，都经历了南下成都的优越感如何在时代变迁中失丧。掌控机器的阳刚力量，又如何在市场的往来中，退回了劳力者治于人的困境。

420厂与成都是貌合神离的。前者代表了革命叙事的远大前程。它的荣耀、优越与衰落，与这座自古以来远离庙堂和一切宏伟叙事，充满着世俗气息、市井味道和文学品质的城市，就如纺织女工与织布机的结合。因为电影站在420厂的本位上去记录，因此贾樟柯来成都，就如当年420厂来成都一样，“成都”仍然沦为了一个暧昧的概念。就像席间，三五人高谈阔论，末了，有人才问，那个谁，你叫什么名字。

只有当吕丽萍讲到1960年大饥荒时420厂的工人干部每月仍有3斤猪肉，成都的苦难才从420厂缅怀辉煌的一个缝隙中露了出来。两年前，四川出版了原政协主席廖伯康的回忆录，证实在大饥荒中，四川的非正常死亡人数是800-1000万。观影时我也为那些鲜活的工厂移民在时代变迁中所承受的代价几次流泪。但单单听到这一段讲述时，我心里的忧伤、痛苦，像被世上最锋利的针刺过，无以复加，难以表述。

在我心里，忽然生出一种莫名的怨恨和对420厂的冷漠。一个在大饥荒中每月吃3斤猪肉的人怎么能够面对这座他们曾经瞧不起的城市，一味叙述而今的辗转与难处呢？难道不是诅咒降临了这群卷入宏伟叙事的人？难道不是天道循环吗？使徒保罗说，你们做主人的，不要欺负仆人，因为你们和他们有一个主同在天上，因为“神不偏待人”。人一辈子，岂能两头都真，两头都占呢？

连带对贾樟柯，也生出一种偏见。这电影尽管在真实与虚构之间，延伸着纪录片风格。但和《三峡好人》相比，最大变化是以精致的方式，恢复了《站台》中的那种抒情性。默片风格的黑屏，无数定格的人物特写，加上女诗人翟永明的加入，将成都这座城市的阴柔气质，以诗歌体的形式，带入了420厂拆迁的机器声中。

我不满的也是这点。贾樟柯是当前惟一同时得到自由知识分子和新左派知识分子认可和赞许的导演。他对时代的关切何去何从，影响着他的艺术品质。但恰恰是倾向于左翼知识分子的那一面，使他的电影开始少了明亮的思想和流畅的叙事。如果未来难以描述，乡愁越来越浓也不是坏事。但这电影较弱的部分不在怀念，而在当代。

影片中有3层断裂，一是420厂与成都之间的，一是虚构与真实之间的，一是上一代工人与80后子弟之间的。前两层都增添了某种张力，第三层是一个真正的缺陷。上一代的故事有多抒情、真实和细腻，下一代的故事就有多单薄和概念化。无论导演或演员，都没能抓住这一代的情怀。如果贾樟柯丧失描述当代的能力，就没有贾樟柯了。这或者是某种左翼知识分子的思路使然。许多欧洲电影大师，一生的死结，就是陷在左翼情结里不能自拔。

就像我陷在一种地方主义的怨恨中不能自拔，后来的故事都很难更深地打动我了。我低头祷告，为自己的怨恨和突然刚硬起来的心，感到震惊。在一种很私人的意义上，我感谢这部电影。因为导演没有顾及一个成都右翼知识分子的情结，只是饱含深情地记录“劳动”及“劳动者”于这个时代的痕迹和意义，却意想不到地刺中我心中一个最深的营垒。几年来，我以为上帝在十字架上的恩惠慈爱，使我不再对他人充满恨意。但某一个时刻，就是黑暗的时刻；正如某一个时刻，也是恩典的时刻。

最终，当银幕上打出欧阳江河的诗句“整个玻璃工厂是一个巨大的眼珠，劳动是其中最深的部分”，我开始尊敬贾樟柯的叙事。当420的两个工人搭肩坐着，面对镜头，一个用手指头去惹另一个，那面庞生动不已，胜过一切表演。无论革命的叙事还是市场的往来，无论往日的420还是今天的成都，“劳动”最生动的意义，其实都被遮蔽了。劳动成为苦难的源泉、权力的载体；劳动成为对性别的消磨、对财富的屈服；惟独没有成为彼此相爱的方式。劳动的美好在这两个劳动者脸上，转瞬即逝。

贾樟柯说，他的梦想，就是让劳动者的脸庞、每一个毛孔，都在黑暗的电影院，投射在巨大的银幕上。其实，这片子不是乡愁，而是礼赞。对我来说也终于不是论断，而是医治。

只是万夏的诗歌被改编，用在片末，说“成都，仅你消逝的一面，足以让我荣耀一生”，还是轻浮和文艺得令人羞愧。我坚持认为，柏桦的气质更接近贾樟柯和他镜头中的当代。我也更喜欢万夏原诗的颓废与尖刻，“仅我腐朽的一面，就够你享用一生。”

因为在一个不断劳动的时代，劳动已经腐朽，劳动者失去了生动的脸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