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刚升：我们尚未“抵达”，但理想国仍在前方

包刚升在地理考察途中（受访者提供/图）

“有时候我想，如果中国有10个包刚升这样的人，那我就不用做政治学了，因为我能讲的他应该都能讲，我何必和自己抢饭碗？当然，幸亏目前我在中国只看到一个包刚升，而他毕竟时间精力有限，所以我还可以在他忙不过来的地方做点研究，还有口饭吃。”在推荐包刚升老师的音频课《统治的逻辑：5000年人类政治博弈史》的时候，刘瑜这样戏言。

这种相似性，可能建立在他们共同关心的问题上，他们都关心新兴民主的稳固问题，以及国家建构中的中西比较；他们也分享着相似的理论框架，倾向于从国家建构和政体变迁两个维度来进行政治分析。

“其实我跟刘瑜老师是没法比的，周濂已经是很受欢迎的学者了，连他都常说他的粉丝跟刘瑜完全不在一个量级。”跟刘瑜的火出圈不同，包刚升说，他写作的时候，几乎每写下一行，都会自行脑补，空中升起无数学界同行在指指戳戳，用拷问和审视的眼光挑剔自己：哪里会引起争议、哪里表述逻辑不够完备……他很难把读者设定为完全不懂政治学的小白。但他依然希望自己的写作，在兼顾专业的学术性之余尽可能通俗。

“我不希望它那么艰涩，在我看来。学术著作写得晦涩并非学问高深，其实只是暴露了写作者表达能力不够而已，很多经典都是很好读的。”

应该让尽可能多的人读到自己的作品，了解自己的思想和观点，对于包刚升这一代的学者来说几乎是必然选项：在高校教书做研究之外，写书、做音频课、应邀讲学……“但凡高校或研究机构邀请我去做学术讲座，有没有讲课费我都不在意，都会去讲，只要有人肯听。”

有一次他受邀的比较政治学专题讲座在哔哩哔哩等平台直播，他非常认真地留心下面每天的收看数：第一天五千多，第二天六千多，到最后一天，数据升到了七千多——在没有任何学分激励的情况下，网络上的年轻人开始感兴趣公共议题，自发来听这场针对在校硕士生和博士生的政治学专业课程，那些看起来跟政治毫无关联的普通人也开始意识到，政治问题终将关系到每一个人，这令他无比欣慰。

另一个明显的变化是，这一两年在活动上遇到的青年会跟他打招呼说，“包老师，我是看着你的书长大的。”一开始他有点错愕，但掐指一算，他的《政治学通识》2015年出版，迄今再版14次，已经是国内许多高校政治系的主要参考书，最早读着这本书的本科生和硕士生，现在甚至已经在高校任教了。

拥有10个包刚升是不太可能的，目前仅有的这一个，时间精力似乎也开发到了极值：我们的采访约在暑日炎炎的复旦大学校园，早晨7点，包刚升已经在办公室里开始了一天的工作。今天他来得不算早，有时这个时间表是6点出头——是的，此刻是暑假，空荡荡的文科楼里回响着唯一的脚步声。如果不是要回家履行家庭生活之责，他愿意黎明即起，一日三餐都在学校食堂解决，过一种高度浓缩的、近乎纯洁的学术生活。

包刚升的新书《抵达——一部政治演化史》（以下简称《抵达》）甫一面世即引起学术界的震动，扑面而来的是这位年轻学者在政治学理论建构上的雄心。在与周濂、张新刚对谈的新书发布会上，主持人忍不住用“野心勃勃”形容这种努力。

人文学科高度细分的今天，在政治学的版图上，众多学人早已习惯了充当一个后知后觉的阐释者、西方知识的搬运工，抑或是现有学术成果的普及者、查漏补缺者或添砖加瓦者。甚少有人有胆气，认为这个领域里依然有整片整片的新大陆可供学人做原创性的拓荒，但包刚升展示了开疆辟壤的宏图和气力。他自己也不讳言，期待写出“不可被跨越的政治学中文著作”——“能不能做到，我不知道，但我觉得学者有抱负总是好事。”

他的办公室对于一个学者来说，也过于整洁有序了，书桌上几无杂物，只有很小的茶案和最简单的茶具，背后几扇书架各司其职，似乎被高度规划过，呈现出有组织、有纪律的风貌，像士兵列阵等待调遣：两扇是政治学理论著作，一扇是按国别分类的全世界政治研究，另一扇全部是与中国相关的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