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桌对话：从雄心到行动，企业碳路可循环

2023年7月14日，由南方周末联合西北工业大学管理学院主办，西北工业大学新时代企业高质量发展研究中心、南方周末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心承办的第二届中国企业责任与高质量发展论坛在西安成功举办。本届论坛以“投资有道，碳路可循”为主题，相关领域学者、机构代表、企业高管参会分享，聚焦“双碳”目标下的企业行动进展和优秀实践，探讨低碳前沿理念、创新技术、碳信息披露等议题。南方周末、西工大在现场分别发布相关研究报告。

在当天的论坛上，清华四川能源互联网研究院特邀研究员郑颖，中碳科技业务发展部总经理、中诚信国际研究院研究员李建涛、嘉士伯中国高级企业事务总监谢夷、施耐德电气设备工程（西安）有限公司环境健康安全及可持续发展部门经理张琳等嘉宾以“从雄心到行动，企业碳路可循环”为题开展讨论。众人围绕碳中和推进目标、企业减碳困境等方面，开展理论讨论及企业实践案例分享。

以下为圆桌对话实录：

邢哲铭（主持人）：

本场圆桌对话的主题是“从雄心到行动，企业的碳路可循环”，首先有请四位嘉宾分别进行作答：您所在的企业或机构，在实现碳中和路径上或帮助客户实现碳中和过程中，有哪些目标和关键性指标值得关注？

郑颖：

首先非常感谢南方周末和西北工业大学给我机会跟大家进行交流，我是来自清华四川能源互联网研究院的特邀研究员郑颖。我所在的单位与能源电力行业关系更加密切，更多是为企业的绿色电力采购或是降低范围二碳排放提供服务。

在与企业交流过程中，我们发现企业非常关注国际规则，包括来自欧盟、国际供应链以及国际倡议对企业供应链可再生能源采购的要求。企业很关注在生产过程中采购了多少可再生能源电力、可再生能源电力来自光伏还是水电项目、采购的电力凭证是哪种。当前大部分企业，特别是制造业，在这方面的困惑和要求较多。

邢哲铭：

感谢郑女士。有请李总进行分享，有哪些关键性指标值得我们关注？

李建涛：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我来自中碳科技，我们的使命就是为企业做碳的数字化以及数字化之后的碳价值，也就是碳管理五个环节最后的“激碳”环节。我们的短期目标是“希望天下没有难做的、难算的碳”，帮企业和千行百业进行碳核算。虽然现在只有97个行业，但我们希望每个都能非常低成本、快速、精确把碳核算出来。我们的长期目标是希望通过碳的数字化，集成人工智能以及各位专家、各个行业的经验以及低碳技术的进步，最后帮助企业实现低碳的价值。其中，数字化和金融化是两个实现途径。

从宏观来看，我们关注两个大指标：碳总量和碳强度。碳总量是碳达峰、碳中和都要考察的指标。碳强度与金融比较相关，是指单位投入。宏观指标包括投入1元可以产出多少碳减排、碳效益，以及企业每产生1万元的GDP要排放多少碳。微观上，我们关注企业碳的数字化水平以及碳报告的披露水平这两个指标。

邢哲铭：

感谢李总！下面有请谢总。作为一家消费品的生产制造企业，嘉士伯的“雄心”、碳中和、碳达峰的具体目标是什么？

谢夷：

我来自嘉士伯，嘉士伯是一家来自丹麦的啤酒公司，是全球三大啤酒公司之一，在中国以上市公司“重庆啤酒”作为运营平台。大家平时了解的嘉士伯、乐堡、1664等国际品牌，还有乌苏啤酒、重庆啤酒、风花雪月啤酒等国内品牌，都是嘉士伯在中国的产品。

嘉士伯是全球快消品行业中最早提出系统化的可持续发展计划的公司之一，在2017年就提出了集团的可持续发展计划，并在去年对计划进行升级，即“共同迈向并超越零目标”ESG计划，包含6个目标、5个重点关注领域，覆盖企业ESG方方面面，其中有4个目标是与“碳中和”直接相关的。

第一是“零碳足迹”，我们希望在2030年所有酒厂实现碳中和；第二是“零包装浪费”，即在2030年时所有产品的包装材料，都实现可回收、可循环利用；第三是“零农业足迹”，到2040年所有原材料的采购端要实现100%碳中和；第四是“零水资源浪费”，因为啤酒的生产制造过程中会消耗大量的水资源，但水的生产和污水处理要用到大量的能源，会产生大量的碳排放，对啤酒公司来说是实现“碳中和”非常重要的路径，所以在2030年要实现全球范围内酒厂的水耗达到2.0hl/hl以下，而在中国，啤酒生产水耗达到3.5hl/hl就是领先水平了。

这4个目标在全球的快消品行业是非常具有雄心的目标。嘉士伯要在2040年在中国乃至全球实现全价值链的净零排放，包括了从啤酒的原料采购到生产、运输、终端的储存、原材料的回收利用各个环节。

邢哲铭：

谢谢您。张总，请问施耐德有哪些计划、目标？

张琳：

今天很荣幸能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施耐德电气关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施耐德电气是一家以能源管理、工业自动化为业务主体的法资企业。

早在2002年施耐德就已经将可持续发展作为公司的核心发展目标，同时根据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从气候、资源、信任、平等、代际、本地影响等方面，制定了11+1项的关键影响指标以及25项专项行动计划。最终要实现到2025年公司运营层面的碳中和（包含碳抵消），到2030年自身运营层面实现“零碳就绪”，到2040年实现供应链端到端的碳中和（包含碳抵消）以及到2050年实现供应链端到端的净零碳排放。施耐德作为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公司，对减碳方面有十足信心，也有相应的计划在这个领域持续深耕、发展。

邢哲铭：

感谢张总。下面进入每个企业的聚焦探讨。首先请问来自清华四川能源互联网研究院的郑总，最近大家讨论得比较热烈的是，欧盟碳关税以及电池法案对中国企业有哪些影响？

郑颖：

谢谢主持人。欧盟从2021年7月14号正式提出的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立法一直是学界、企业、政府关注的话题，特别是碳关税，可能涉及钢铁、铝的企业，与电池法案比较关联的是动力电池行业。一方面，欧盟碳关税可能会对产业的布局产生影响，另外一方面，对于企业未来在全球的竞争力可能也会产生影响。

首先，在碳关税方面，我们认为它对中国的企业的影响是有限的。碳关税纳入的行业，涉及基础行业，但对于大部分中国现在主力的，以及未来可能主导的高附加值产业来说，影响是有限的。从影响力来看，可能这项规则推出造成的溢出效益是大于企业未来经营战略、盈利的效益，这是我们基于长时间政策追踪得到的结论。

在宏观层面，对产业本身来说，碳关税对企业本身的影响是可控的，企业也不必太惊慌。比如钢铁行业，未来随着我国的经济以及下游行业的继续发展，内需空间很大，即使欧盟未来可能在这方面要形成对钢铁行业的约束，但对钢铁行业来说影响是可控的。

在微观层面，如果钢铁企业本身对欧盟的具有一定量的出口，可能还是会受影响，但这种影响在2026年之前都不会影响太大，因为2026年之前都不会收费，这至少能给企业缓冲的机会，提出自己的意见，或者在过程中逐渐适应。欧盟在7月11号之前也在征求意见，我们也在给欧盟中国商会的意见中提出：中国的企业要积极发声，要让欧盟看到企业的诉求。

从上下游来看，目前不能100%说上下游的企业不受影响，因为现在纳入的行业是制造业的最前端。企业一定会有叠加碳排放的成本，正常来说这个成本是会传递的，因为这个成本不会只压在上游，未来可能上游的成本会向下游传递，但这个传递的效应到底有多深、传递链条到底有多长，现在还判断不了，因为政策还没有完全实施，也没有看到欧盟的相关细则。因此下游的行业，如汽车行业，到底要不要、会不会纳碳关税？可以很肯定地说，汽车不会进碳关税，动力电池也不会。但未来可能会有成本传导的过程。

在碳关税之外，中国企业一定要关注欧盟的循环经济行动计划，简称CEAP。CEAP的力度比碳关税更“重”。碳关税就是让企业交钱，但从报告来看，2034年之前都不会全款上交，因为它和欧盟碳市场的退出进度是一样的。而对于循环经济行动计划来说，企业最需要关注的是它设置的准入规则，这个规则对企业来说与碳关税不同，碳关税涉及“你能赚到多少钱”，CEAP则决定“你到底能不能赚到钱”。

目前，CEAP下的电池法案，刚刚在理事会通过，最后还需要理事会与议会共同签字，在欧盟公报上公告后才生效，而且大概是生效之后的18个月开始要求企业报告碳足迹。对此，中国的电池产业可能会受较大影响。第一，因为中国的电池产业在全球的份额占比很高，它的波及面会更广；第二，电池行业未来是中国比较主力的出口行业，并且全球随着电气化、汽车电动化的推动，这也是全球关注和抢夺的领域。中国电池企业行动也非常快，他们成立了自己的应对小组，每日都在对相关情况、相关政策进行追踪。

最后，我认为电池法案，包括提出的电池护照、电池碳足迹的核算，在法案里说的是按照产品环境足迹（PEF）、产品环境足迹种类规则（PEFCR）的标准，但是最后会出一个专门针对电池法案的核算规则，最近欧盟会开始征求公众意见，我们也会持续追踪。目前对于企业来说，“摸清家底”是非常重要的，大家关注政策是看政策的趋势，但是企业要做的是要把家底摸清楚，知道我们的差距和先进点在哪里，这是非常重要的环节。

郉哲铭：

谢谢郑颖。李总，刚才提到了“摸家底”的问题，不管是碳因子还是数字化的碳数据核查，对很多企业都存在较大挑战。中碳科技在解决碳排放核算和评估方面有哪些独特之处去帮助企业解决痛点？

李建涛：

首先，对于CBAM机制，包括国内的CCER碳交易、ESG，都要求公司进行披露，包括CBAM要求核算碳足迹、CCER可能要核算碳的减排量、碳交易要核算排放量，这些基础就是碳核算。

核算属于基础设施，包括主持人提到的各种排放因子、核算的方法和指南。应该是政府先行、标准先行，所有企业都可以参照这个标准执行，这样成本是最低的，但现实的困境是这个标准比较滞后，我们国家只有24个行业的标准，而且都是十多年前的，国际上也是一些通用的标准。在这种情况下，中碳科技看到了这个时间差，我们为一些还没有标准的产品和行业打造出一个标准，然后把标准变成信息化、数字化的工具，帮这些企业解决核算的问题。

但是问题来了：如果是国家出的标准，大家都认可，但企业出的标准，有什么权威性吗？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这其实是系统性的解决方案，需要社会上专业的第三方审核和认证机构对我们制定的标准，以及根据标准制作出来的报告、数据认可，通过交叉和系统性的机制来解决标准缺失的问题。

但是这样整个社会在碳的核算方面整体成本很高。如果基础设施建得很好、有先行，中国企业的核算成本能够往下跌，但如果借助了市场机构、专业机构来帮企业核算，成本就很高。这个问题目前没有很好的解决办法，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尝试通过一种双赢的模式来解决这个问题。由于这个核算成本理应是社会来承担，而不应该由企业来承担，于是我们自己先承担费用，甚至免费给企业核算、免费出报告，但通过嫁接后期的价值实现，跟后期价值创造结合起来，新增价值创造来弥补一部分前期的投入，企业会获得更多、更大的价值。

郉哲铭：

谢谢李总。谢总，刚才您提到嘉士伯有很多目标，我也看到你们有很多实际的行动，包括有碳中和在内的多个国际倡议、绿电使用、节水、搭建绿色物流体系等。您有哪些具体案例可以给我们分享吗？

谢夷：

刚刚讲到了我们的ESG计划中有四个目标和碳中和直接相关，下面我介绍一下这四个目标实际产生的效果：在零碳足迹方面，嘉士伯2022年对比2015年每生产百升啤酒产生的碳排放减少了75%；在零包装浪费方面，我们实现了72%的回瓶率，即我们所用的啤酒瓶玻璃瓶里面有72%都是循环使用的,也减少了物流环节的碳排放；在农业足迹方面，我们在很多产品的原材料方面实现了本地采购，值得指出的是，我们大范围地和合作伙伴把在啤酒生产过程里面产生的副产品，比如酒糟、废的酵母液，制造成了可以供畜牧业使用的饲料，这也是一个双赢的减碳解决办法；在零水浪费方面，我们在生产每百升啤酒所用的水对比2015年减少了42%，重庆大竹林酒厂的水耗已经达到了1.74hl/hl，是嘉士伯全球的节水冠军。

整个进展不管是嘉士伯集团还是中国，在阶段性的进展方面成果还是不错的，但这离我们真正的目标，就是2040年价值链的碳中和还有非常大的差距。我们有一些成果，但是也存在一些挑战，今天借这个机会，我们也想和学界、媒体一块谈一谈现在面临的挑战。

我们感受很深的一个挑战是中国目前在碳中和方面的政策支撑体系还有待进一步完善。例如，要实现碳中和，相对于其他企业来说，特别是食品企业，一个很重要的途径是采用生物质锅炉，这是实现碳中和非常重要的方式。我们想在嘉士伯在全国26个厂全面铺开生物质锅炉，但是发现全国各地政府对于生物质锅炉的态度和政策不太一样，这就让企业有点为难，因为企业效率最高的方式是采取“一揽子”的解决办法，现在各地的政策不一样，我们很难高效率地完成全面铺设。

但也有值得肯定的地方，中国在政策支撑体系方面也有很多创新。例如，在啤酒生产过程里面会产生大量的污水，啤酒行业、食品行业的污水有一个特点是里面的营养物含量相对比较高。按照原有的法规，一个啤酒厂必须要建一个污水处理站把里面的营养物含量降到一定标准之后才能够合法地排放给下游的污水处理厂，所以我们每年要花不少的钱，用较多的能源来做处理。但是污水处理厂的营养物换一种说法，就是碳源，而碳源是微生物的食物，因为污水处理厂在处理污水的时候要用到微生物，一般的污水里面的营养物又不是那么多，所以污水处理厂要花钱去购买碳源，这就造成了社会成本的浪费。在2020年，国家生态环境部和市场监管总局出台了一个新政策，啤酒厂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把污水直接排放到下游的污水处理厂，这实际上实现了双赢。

我们得到了这个消息之后和供应链团队、各地政府展开了协商，我们在全国有六个地方的酒厂已经实现了污水资源化的利用，我们在集团内部对这个经验进行了分享，大家都印象非常深刻，觉得这是中国人非常聪明的做法。从企业的角度来说，碳中和的实现需要有很好的政策支撑体系，但是我们现在的体系还不够完善，还有一些需要提升的地方，这就需要政府、学界、媒体和企业一起来关注和呼吁。

郉哲铭：

谢谢谢总！张总刚才也提到了施耐德电气有很多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先行，2025年的时候施耐德会实现运营层面的碳中和，到2040年的时候要实现端到端的足迹碳中和，这是一个全球范围内的承诺还是在中国市场范围内的承诺呢？具体如何落实？

张琳：

这是一个全球承诺，但是在中国我们也完全遵守这个承诺。在施耐德全球做出了“双碳”承诺之后，在中国区，我们根据承诺对减碳目标进行分解，通过对所有的碳排放数据进行碳核查，了解到我们在业务发展过程中哪些环节的碳排放比较高，针对这些环节做相应的减碳措施。我以施耐德西安工厂，也就是我代表的公司——施耐德电气西安设备有限公司为例，在减碳发展的路径方面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首先，我们的工厂从2019年就开始部署各项能源管理系统，运用数字化的手段提升工厂的能源使用效率，同时在运营过程中倡导绿色运营的理念。此外，我们工厂电力使用已经100%实现了可再生能源，不仅购买绿电，同时也有太阳能光伏。最后，我们应用很多循环经济项目，比如以前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铜会被当作废弃物进行处理。从去年开始，我们的铜不再作为废弃物来处理，而是交给铜排生产的原厂商来做外协加工，再利用到生产过程中，做到资源的循环再利用。同时，在可持续发展包装、禁塑等方面，都尽了很大的努力去实现我们的目标。

我们的工厂从2019年获得“国家级绿色工厂”称号，到2020年就已经实现了工厂的碳中和，我们在2022年获得了第三方的零碳工厂认证。我们的碳承诺在实际生产运营过程中也是这样践行的。

郉哲铭：

感谢您的介绍。郑颖，您提到企业在碳中和过程中购买绿电绿证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清华四川能源互联网研究院在这方面提供了哪些解决方案或者在政策推动过程中有哪些见解？

郑颖：

我们去到每家企业，都在问我们绿电绿证怎么办，绿电在哪儿买，价格能不能低一点，绿证什么时候在国际上的认可度能够高一点。我们正在积极地跟电网以及绿证的参与单位进行沟通，大家也是想要推动绿电绿证的发展。事实上，绿电交易目前需求量挺大，但是目前存在用电的集中区域跟可再生能源供给区域的资源错配的情况。我们国家风、光比较丰富的区域是在三北地区，用电的可能是浙江、江苏、广东、福建、山东，这就牵涉到可再生能源电力从西北到东南沿海电力输送的问题。线路的建设需要时间，也需要不断推动。随着我国统一电力市场的建设，省间交易的进程不断打开，我相信这个问题一定会有解决路径。

第二是大家比较关注国际认证、国际认可的问题。目前欧盟的规则里面对可再生能源电力，至少在CBAM的文本没有作出任何回应，但是我们现在从欧盟关于电网排放因子的计算中猜测未来可能会把可再生能源电力的部分进行特殊处理。

除了欧盟这样的国家级或者区域级立法之外，我相信对企业更大的约束是来自RE100、科学碳目标对于可再生能源电力的采购。其实RE100对中国的绿证是有条件的认证，需要企业去提交避免双重计算、环境唯一性的说明。但是，这样的说明跟我们国家整体的政策建设体系息息相关，比如一度电的环境价值，如果是在绿证、绿电市场上已经售卖，就不能在CCER市场上再开发了，如果两端都算，就涉及重复计算的问题。还有电网排放因子的计算里面已经纳入了可再生能源电力的环境价值，那么我们未来在核算间接排放的时候就不可以再算了，其中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其实电碳协同的核心永远都是电网排放因子，国外有通过剔除可再生能源的减排价值，使用调整后的电网因子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做法，其核心还是要考虑从科学上保证采购绿证后的避免重复计算的问题。

最后，我也非常想听听企业为什么只考虑绿电，不考虑绿证呢？像海外没有单独的绿电交易，就是电力市场全品种的电力进去竞价、采购，大部分是证书市场，但国内企业不太倾向于直接去参与证书市场。

郉哲铭：

我也观察到国家在重点推进东数西算，把一些产业转移到绿电比较丰富的地方，一些企业也在西部开发零碳产业园。除此之外，一些能耗高的企业也会选择去云南建立新的制造工厂，因为云南的绿电、水电的比例超过95%，这些具体的举措对于单个企业来说是可选的动作。但如果整个国家要想在系统上解决碳中和，不可能老是做新产能的扩充，或者去绿电比较密集的地方，因为生产的资源禀赋、投资环境等差异较大。

郑颖：

本地消纳的成本比较低，对于地方的产业发展来说也是比较好的促进，很多地方政府会打出可再生能源电力吸引企业投资的政策宣传，但企业要考虑综合成本。这里要区分，一是能源成本，若占比高达50%、60%的企业可以考虑去资源较丰富的地方，既能合规，又成本较低；如果能源成本占生产成本的比例不高，那就可以考虑参与绿电中长期交易，如果确实买不到，可以考虑买绿证。

郉哲铭：

国家有大量的投入，例如特高压，从西部来输送绿电，相当于是端到端的绿电。第一个特高压是从青海、甘肃一直到河南，绿色电网的动脉在未来也是发展的趋势，跟以前的西气东送一样，西电东输具备很高的价值。

李总，刚才您提到在碳核查过程中，要先让企业进入到生态中，而后是价值增值的过程。如何把碳的价值利用好，能否介绍一些具体的思路和方法？

李建涛：

在座的企业在“碳”方面非常领先，可能不会感受到资金的问题。中国现在做“碳”，企业面临的资金压力很大，地方政府则更加突出，所以我们就在摸索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从地方政府来说，我们在交流过程中发现有些地方政府的资源禀赋很好，像森林覆盖率、新能源、绿色的工业基础都很好，同时又有一些传统的高耗能、高排放企业，在具备这样的条件的时候，资金问题就可以解决，即不需要由政府来投入。可以通过内部交易机制，政府把碳减排的资产通过第三方机构投入，投入以后把碳资产、碳指标、减碳的资产开发出来，交易给本地的高排放企业，这样就形成了闭环，解决了资金问题。这也是绿色金融里很重要的工具，叫碳交易工具，这中间地方政府的灵活运用很重要，它不一定要出钱，但是一定要出台相关政策，保障在当地有内部交易机制，这样高排放的企业才会有压力来做这个事情。

从企业角度来说，很多企业会发起一些减排项目，类似于嘉士伯的污水处理、可再生能源等等项目，减排效果非常好。例如包钢，包钢占包头市很大的碳排放量，包钢排放减少了，整个地方政府的减排任务就完成了。对于这种超巨量的项目，企业在投资的时候会面临资金压力。现在国家相关的支持还没有打通，我们通过“气候投融资项目库”的工具来打通。这个项目的减排效益很好，尤其对地方的减排效应影响很大的项目。我们通过把效应评估出来，对具有气候效益和经济效益的项目进行有机的设计、融合。这样的项目收益可能不是非常高，但符合了国家的气候项目库的标准，入库后生态环境部等部门就可以调动中央的资金来对接，解决地方项目的融资问题。

郉哲铭：

感谢李总。谢总，刚才您提到了污水排放模式，即把排污设备、排污厂与整个污水处理厂打通，是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的一个创新。我也想了解嘉士伯中国的创新，尤其在零碳、双碳的赛道当中，还有哪些案例值得被嘉士伯全球学习和参考的？

谢夷：

我们不是科技公司，也不是提供碳中和技术和服务的公司，嘉士伯在这方面是用户。我们所在做的事情，若要真正放在碳中和技术领域来说，肯定不是最前沿的事情。我想分享的是怎么解决来自内部的挑战，怎么让员工真正拥抱碳中和，把碳中和作为自己主动追求的用户目标。现在基本不会有人说碳中和是个伪命题或说碳中和有负面因素了，这是大家都具有一致认知的事情。

我们公司有明确的计划，有落实到每个人的KPI，但员工能否主动拥抱、追求，我们希望这不是停留在大家的观念和口头上，而是能落实到行动上。在这方面，我们践行“员工参与”，我们的“嘉你主意”员工金点子征集计划已经开展五年了，其中一个重点是征集节能、节水的“金点子”。这些“金点子”往往是来自员工在工作中发现的机会，来自一线，而且这些“金点子”的落地所需要的成本、投资不高，有时候甚至不需要成本，只是调整一下流程但却可以带来非常明确的减碳节水效果。这些金点子获奖的员工有即时的奖金激励，并在整个公司、在中国区的年会上都会隆重表彰。

另一个关键词是“用事实、数据说话”，在过去几年，ESG计划和业务计划是紧紧捆绑在一起的。通过这几年的数据已经非常明确地看到，我们的节能减碳、碳中和，对一线同事来说就是节约，可以帮助我们的同事完成其业务目标和KPI。两方面相结合，在这几年在中国区的同事之间已经形成主动追求碳中和的心智，这一点也具体落实在工作里面。比如节水，我们在重庆有一个大竹林酒厂，是嘉士伯全球100多个酒厂里面水耗最低的，但它达到这个目标只用了很少的投资，是在“金点子计划”里面，通过员工一个个金点子形成体系后达到的。我们把这个酒厂在各个环节里实现节水的方式，做成了系统的、最佳实践的材料，分享到全球，得到了最好的效果。

邢哲铭：

特别感谢，一线同事的意识提升之后，就会得到很多技术迭代、工艺升级的具体案例，特别欣慰的是可以看到公司层面不仅在奖金上，也给予很多一线员工有荣誉感，这种荣誉感对于一线员工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

张总，施耐德发起了可持续影响力的伙伴计划，叫做“减碳大师”，同时你们希望把业务拓展到帮助更多企业实现减碳，让他们成为“减碳大师”，在这个过程中，请问施耐德电气是如何思考的？

张琳：

从我们可持续发展目标来看，我们不仅要在2030年实现自身运营层面的“零碳就绪”，到2050年要实现供应链、端到端的净零碳排放。我们在核查企业二氧化碳排放数据时发现，相较于上下游、供应链、客户的碳排放，我们自身运营的占比较小，即我们要实现最终的减碳目标，对于上下游伙伴、客户需要去做很多的减碳行动计划。

目前我们计划到2025年帮助客户减少约8亿吨的二氧化碳排放。同时到2025年要帮助全球1000家供应商入选减碳计划，包含在中国的200多家供应商企业。我们要真正走进供应商企业，帮他们发现在业务运营过程中减碳的痛点、难点，一起携手做减碳目标和任务。

邢哲铭：

感谢四位嘉宾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在实现“双碳”目标的进程中，我们需要无数场这样的对话，通过对话理解分歧，增进共识；通过对话不断提高绿色发展的声量，促进绿色低碳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