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子气与士大夫之心——写在汪曾祺先生逝世纪念日

1994年，北京，汪曾祺在寓所（陆中秋/图）

1995年夏天，我见过汪曾祺先生。在蒲黄榆他家里等他。汪先生的夫人施松卿先生非常热情亲切，她问我：你有老汪的字画吗？我说没有。她说：一会儿回来让他给你画。

汪先生在外面参加一个活动，午饭喝了酒回来，坐在硬木沙发上，酒后兴致高，脸红红的有点发黑发光，不等我请教，就滔滔不绝地谈。汪先生那天的谈话有点慷慨激昂，跟他作品中的散逸简淡不同。

汪先生送了我两本书。但我没有请先生给我画画，从此一直没有。彼时我很迷恋写作，一根筋地，不想别的。

汪先生家里不怎么蓄书，陈设很简朴。

那时候去一趟北京，不易。因此只见过这一面，后来通过好多次电话。因为有电话，就没有书信往来。说实话当时写信，我也不知道请教什么。我面对很多老先生都是这样，不知道请教什么，就想和他们相处相处，他们随便谈什么对我都有感激和启发。

我写东西，受汪先生影响极大。我对汪先生写的每个字，几乎都读过数遍乃至十数、数十遍。汪先生的书，每一种版本，我几乎都有。而且，每读汪先生的文字，尽管很熟，但都有初读时的享受。所以，汪先生每一种版本的新书，我都会认真地读，津津有味地，顺着熟悉的字里行间，仿佛跟着先生又行走了一次熟悉的老巷子。

我能带着汪先生的原味复述他的许多文章——什么是汪先生的原味？我说不清，但我心里有这种感觉。每遇到同样喜欢汪先生的人，他说汪先生某作品的上一句，我几乎能对出下一句。我读汪先生的作品，不是读文字，是直接在感知系统形成声音，汪先生的声音。是他的文字让我自然这样读。奇怪！我还没见过汪先生，就能读出他的声音。

从前流行寄贺年卡，有带音乐的贺年卡，打开就能播放音乐，显得高档，很贵，有的比一本书都贵。有数年每逢过年，我都给朋友寄一本汪先生的书，代替贺卡，我觉得这样值。我逛书店，觉得实在没什么可买的，就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