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美国人懂一点唐诗……”——专访宇文所安
“不管哪个国家,包括德国、美国在内的汉学家,我们只能够数一数一只苍蝇有多少脚。他是真正的汉学家,他在天上,我在地上。”
“现代中国似乎有这样一种想法,认为西方的文学是讲述普遍人性的东西(所以人人可以理解),中国古代文学则仅仅属于古代,而且仅仅属于中国古代。这是一个陷阱”
宇文所安,本名斯蒂芬·欧文。1946年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1972年获耶鲁大学东亚系博士学位,
随即执教耶鲁大学。现任教于哈佛大学东亚系,是唐诗研究领域首屈一指的美国汉学家
哈佛大学东亚系所在的燕京楼是一座古色古香的小楼,两个白色石狮子分立大门左右。在这幢建筑里,有一个排风扇呼呼作响的房间,这就是汉学家宇文所安的办公室。哈佛大学规定不能在室内吸烟,但是宇文所安却是例外,校方不仅默许,而且给他装了排风扇。手执烟斗的宇文所安振振有词:医生说烟斗比烟叶的危害要小。
这间不大的办公室里,书架上摆满了书籍,其中以中文书籍为多,生活在故纸堆中的宇文所安就是在这里度过了一个个春夏秋冬。
宇文所安原名斯蒂芬·欧文,1946年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1972年以博士论文《韩愈与孟郊的诗》获耶鲁大学东亚系文学博士学位,随即执教耶鲁大学,1982年应聘哈佛大学,任教东亚系、比较文学系,是唐诗研究领域首屈一指的美国汉学家。
德国汉学家顾彬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对宇文所安赞扬有加:“斯蒂芬·欧文排第一,他是惟一可以和欧洲人一样思考的美国汉学家,惟一一个,连他的英文也不是一个美国人的英文。他的新思想特别多,他会开拓一个新的方向。不管哪个国家,包括德国、美国在内的汉学家,我们只能够数一数一只苍蝇有多少脚。他是真正的汉学家,他在天上,我在地上。”
研究了一辈子唐诗和中国文学的宇文所安兴致最浓的莫过于谈论唐诗了,每每说到兴起,他就起身从书架上抽下一册唐诗,找到要解读的原诗,用汉语大声朗读起来。
对古汉语痴迷的宇文所安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也都是文绉绉的词语。宇文所安的夫人、同为哈佛大学教授的田晓菲说过宇文所安的一则趣事,有一年,夫妻俩回天津看望田晓菲的父母,聊天的时候,宇文所安习惯性地把 “密西西比河”说成“密西西比川”,岳父母愣了半天才闹清楚洋女婿说的是啥。
采访中途,宇文所安起身去接电话,挂了电话之后抱歉地说,由于担任比较文学系主任,行政事务缠身,也因此减少了许多听音乐的时间。刚才在电话中谈的是准备从其他学校挖一个教授过来的事。“不过还好,系主任的任期一共两年,现在已经是第二年了。”宇文所安说。
宇文所安:“《追忆》是尝试把英语散文(essay)和中国式的感兴进行混合而造成的结果”
恢复惊喜的一种方式
南方周末:您写《初唐诗》的时候刚刚30出头,怎么会想到一开始就把研究方向放在唐诗上?全部读完《全唐诗》,中国人未必都有耐心的。
宇文所安:很难说。读了一些唐诗,很喜欢,就是这样开始的吧。
南方周末:关于唐诗的三本著作花了多长时间?
宇文所安:具体写《初唐诗》是两三年时间,最重要的是做时代研究,花的时间很长。
南方周末:我觉得您的著作是对唐诗的一种新的解读,其中提到文学史对李白与杜甫的价值判断不是同一个时代的标准,这个观点是怎么得出来的?
宇文所安:以往有一种传统的文学史的写法,包括欧洲的传统文学史都是这样,就是说文学史是由那些伟大作家的名字贯穿而成。但实际上,我们写文学史是为了理解这些伟大作家是如何出现的,以及伟大作家出现的社会条件和文学的语境。
举个例子,王维的《过香积寺》在唐诗三百首里非常有名:“不知香积寺,数里入云峰……”现在很多的唐诗选本都要选这首诗。可是这首诗从头到尾都没有提到这个寺庙的建筑,到最后“薄暮空潭曲,安禅制毒龙”,还是没有提到建筑。可是你读同时代的其他一些诗歌,你读上一百首两百首,你会发现所有的诗人写到寺庙时,都会谈到寺庙的建筑、建筑中的壁画什么的,以这种意象激起你向佛的心理,等你看完这些诗,再看王维的诗,你会惊喜地发现:他完全没有谈到寺庙的建筑物质的存在,完全是空的。不看那两百首诗就不明白王维这首诗的妙处,你刚才问到怎样在读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时感动惊喜,而不是倦怠,这就是恢复惊喜的一种方式。
南方周末:您在很多方面对王维诗赞赏有加。但是中国传统的古典文学研究是把王维定位在一个隐逸的山水诗人的位置上,并没有放在特别的高度,在诗歌技巧上也没有给他太高的评价。除了刚才您说到的这种惊喜之外,还有什么东西打动了您?
宇文所安:我对那种排座次的做法不是很认同,比如什么李白第一,杜甫第二等等。我是非常喜欢王维的,他不是一个真正安静的诗人,却是一个用很大力气让自己安静下来的人,就像“安禅制毒龙”这样的诗句,反倒显得他特别有力量。再比如描写一次日落、一只飞鸟落下的时候,一般人是以太阳为参照物的,因为太阳是巨大的、是永恒的,可是王维那里的太阳却是以鸟为参照物的,“落日鸟边下,秋原人外闲。”(王维《登裴秀才迪小台》)
王维的《辋川集》运用了很多很有地方特色的字词,而且我从来没有看到其他诗人使用过。其实也是一种历史感,要知道一个诗人的好处的话,真的要看历史,要看传统,因为有时你看一个人写的东西,要看这个人的全集,也要看其他人的全集,也许我们现在看来很平常很普通的意象,把它放回原来的历史背景下你会发现:啊!这样的写法在他之前从来没有人这样写过。
南方周末:您还谈到王维是“克服技巧的技巧”。
宇文所安:比如《观猎》“回看射雕处,千里暮云平”,人的视线向上,鹰的视线向下,王维的视线很有意思,在描叙的时候,他不是在人的视角上看景物,而且最后的视点是在很广阔的一个空间,人的视线聚焦在射雕处这样一个点上,但是这个点已经空了,什么也没有了。打猎是对战争和暴力的一种模仿,这和打仗、和征服一座城池一样,是在一种完美的控制之下,最后是归于平静,归于空无。
不想给诗人排座次
南方周末:您还认为王维在运用文学传统的严肃认真方面,仅次于杜甫,这应该怎么理解?在王维以前的传统您指的是什么呢?
宇文所安:我所说的王维的这种传统是一种宫廷诗、宫廷文化的传统。拿他与李白对比的话,李白如果要通过进士考试取得成功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他是一个局外人,他没有从小生活在宫廷文化当中,所以他没有那种宫廷诗写作的环境,而王维从小浸透在宫廷文化氛围里的,他继承了这种东西,同时又把它变成了自己的东西。因为宫廷诗其实是很典雅的,很讲究控制的。王维是继承了很多宫廷诗的精工的东西,但又加入了很多个人的张力,这是很多宫廷的应酬诗所没有的。而李白则是一个 “外人”。
南方周末:您在下笔的时候,有没有为王维的被忽略抱不平,要恢复他一个应有的地位?
宇文所安:也不是说要给这些诗人排座次、给他们正名。他们都非常伟大,只是我们也许可以换一种眼光来看他们。
南方周末:我还注意到您非常喜欢李贺的诗,您觉得他的诗非常好翻译,也非常漂亮。但是在传统文学研究者看来,李贺的诗比较难懂,他是唐朝最具有现代性的诗人。
宇文所安:他的影响很大,在唐朝,甚至在宋朝的很多词人也非常喜欢李贺。
南方周末:这是因为他的创造力吗?
宇文所安:是的。
南方周末:我不知道您为什么会觉得好翻译,他的诗里起承转合很多。
宇文所安:这是因为李贺(诗)的意象很简练明确,能够容易地找到对等的英文词来说明,而且比较少用典故。翻译杜甫最难的是要找到对应的语气,因为杜甫不同的诗有不同的语气,但是李贺的诗所有的语气都是一样的,这样就比较容易处理。
南方周末:您对李白的评价好像并不是很高。
宇文所安:这个不一定。我不是不喜欢李白,只是不偏爱李白。
南方周末:您有一个说法我非常赞同,您说李白除了诗歌才能,更重要的是他的个性对很多诗人是有影响的,比如喝酒。
宇文所安:李白是一个特别独立的个体,王维特别想做一个独立的人,但是他做不到。相对而言,李白是独立不羁的,他总是四处游历。知道他父亲的名字吗?李客,客人的客,客意味着他是一个 “外人”。
南方周末:从李白的身上您讲到,诗人必须杰出、独特。但我还是希望您能够排一下座次,不是在文学史上,只是您的心目当中的诗人。
宇文所安:每天不一样,每年也不一样。首先应该是杜甫,还喜欢孟郊,也喜欢韩愈,王维也应该算一个。
不希望生活在唐朝
南方周末:在美国做汉学研究,是不是一件很寂寞的工作,别人不知道您在做什么,周围的人也看不懂中文。
宇文所安:难言也,呵呵。在哈佛相对来说比其他地方要好得多,因为这里的东亚系有很多做中国文学研究的同行,但是跟比较文学系研究欧洲文学的学者交谈的时候,我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却不知道我在做什么,从这方面来说是很寂寞的。但是哈佛的东亚系还是比较大的,有的大学可能教中文的就一两个人,那个可能就是真正的寂寞了。
在美国有一个好处,如果你跟美国人讲中国文学,一切都是从头开始。我父亲是物理学家,他研究物理问题时强调要 “从头开始”——不是从别人的研究成果开始,而是从一个问题的起点开始,每一个繁复的步骤都要搞清楚。但是在中国,所有人都知道很多所谓文学史常识,要辨析一个问题反倒不那么容易。从头讲起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把问题想清楚。
南方周末:我看到一篇报道这样写道,您说,如果美国人懂一点唐诗,也许中美之间会多一点了解。唐诗会有这么巨大的作用吗?那仅仅是古代的文学作品而已。
宇文所安:在唐代或者宋代,政府官员都是要从读文学开始的。往日的英帝国要训练自己的官僚也是要从拉丁文和希腊文开始学习的。我们现在的人文学科已经变成一门很特别的学科了,但是我觉得一种比较广博的教育对于政治家、教育家、医生、律师等等都是很有好处的。
哈佛的本科生毕业之后可能会选择比较专业的职业,可能是医生、律师或者别的职业,然后干一辈子,所以在大学期间是他们接触文化、文学更广博的知识的最好时期,这是最好的一个思考的时期,不仅仅是中国文学,整个人文教育在大学都是很重要的。
南方周末:因为您接触古代的中国比较多一点,您有没有觉得自己是一个生活在外国的中国人,或者古代的中国人?
宇文所安:我是美国人。可是美国人也不是西方人。
南方周末:有没有想象自己生活在中国的哪一个朝代?
宇文所安:没有。比如说我不会希望生活在唐朝的,太危险了!
南方周末:我很喜欢问汉学家这个问题,他们研究汉、唐,但是不一定喜欢生活在那个时代,有的人会选择南宋。
宇文所安:对,我也会选南宋,南宋的生活是比较享受的。
莎士比亚是从德国回到英国的
南方周末:您这么喜欢诗歌,平时自己写吗?
宇文所安:我以前写过很多,可是现在不写了。年轻的时候发表过一些。
南方周末:除了中国的文学家之外,您还喜欢哪些西方的作家?
宇文所安:多得很,比如简·奥斯丁。
南方周末:您还做过民国时期的研究?
宇文所安:是的,我对民国时期重写文学史很有兴趣。当人们在说到“传统中国”的时候,这个“传统”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是五四时期的创造物,这造成了现代人看传统的中国有个固定的意象——单一和单调。如果能够恢复古代的历史性,还原古代中国的历史语境,这样就能让人看到更多不同的形象,让人们知道不再是铁板一块的简单的古代中国。
跟中国学者谈话,谈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中国学生和学者都希望知道中国文化的“本质”是什么。但是我真正喜欢中国文化,是因为中国文化非常丰富,没有什么本质或者中心点,有很多内在的矛盾,不同的声音,所以才有意思。
南方周末:您的研究和中国国内的学者相比,无论是方法还是结论都不一样,您有没有听到一些不同的意见?
宇文所安:常常有中国学者或者学生问我:西方人怎么理解中国古诗?比如“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林逋《山园小梅》),一个外国人怎么可能理解其中的意境?我总是反问,那么,你觉得一个中国人能理解托尔斯泰或者莎士比亚吗?得到的回答总是,当然能啊!(大笑)这种问题很没有意思,因为一个文化传统,就像一个故事说的魔术师的盒子一样,给出去的越多,得到的也越多。如果你一定要把持着,强调这是“我们的”文化遗产,强调文化对“外人”的不可解性,这种态度是有害的。如果是这样,为什么世界其他国家的人还要来研究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学呢?反正外国人都不懂。
南方周末:我觉得理解不是问题,主要是您提出的观点不一样,这才是有意思的。
宇文所安:对于现代的中国学者来说,他们离唐朝也是同样遥远的。这里有一个先入为主的成见,就是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学作品有一种单一的“大团结”式的理解。如果我跟欧洲的文学同行谈话,他们不会觉得所有的英国人对莎士比亚、对英国文化有着共同的“英国”式理解。
南方周末:有的中国学者认为西方汉学家对中国文学存在误读现象,顾彬曾在文章中写到,误读也是一种理解。您同意吗?
宇文所安:文学理论家会说:所有的解读都是误读。我对顾彬的话是部分的同意,因为我相信存在着真正的误读——错误的理解。比如李商隐的《夜雨寄北》:“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很多人都认为这首诗是李商隐写给他的妻子的,但如果李商隐是在四川写这首诗的,那么他的妻子应该已经去世了。很多学者想方设法来证明当时李商隐的妻子没死,等等,这种考证很成问题。但这首诗有着很长的阅读历史,一读到这首诗就想到他和他妻子,觉得格外感人。这样的解读,从作者生平来看是错误的,历史知识也是错误的,但不能否认这是很感人的解读,这样的误读是很有意思的误读。
一个传统要继续繁衍下去,一定要有新的解读、新的阐释注入新的活力,否则这个传统就死了。现代中国似乎有这样一种想法,认为西方的文学是讲述普遍人性的东西(所以人人可以理解),中国古代文学则仅仅属于古代,而且仅仅属于中国古代,所以就变成一个很僵化的东西,放在由中国所独家拥有的过去。如果这样想的话,这个文学传统就死了。这其实是一个陷阱,从这个陷阱里出来才能让这个传统活起来。莎士比亚的研究最早不是从英国,而是从德国开始的,所以有时候,文学是要离开自己的故乡然后再回去才能重新活起来。(任艳丽、田丽江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