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家班4人记

1993年春天，没能通过中央戏剧学院初试的上海高三学生顾峥有点沮丧。他想,在剩下的几个月时间里再努力一把，估计还能考上个普通大学。

他决定在离开北京之前给父母打个电话。父母在电话里说，既然还报了北京电影学院，再等几天考一考再说。顾峥于是去考北京电影学院。

当年去考中戏的还有个叫王宏伟的河南青年。他原本是安阳粮食局的会计，国家干部，铁饭碗。受他搞美术的哥哥影响，王宏伟觉得不能就这样在粮食局待着。他决定考大学，一边工作一边准备考试。

王宏伟同样没通过中戏的考试。他来到北京电影学院继续考，人群中发现了在中戏遇到过的一个考生。这个考生来自山西汾阳，叫贾樟柯。

1993年9月开学的时候，顾峥、王宏伟、贾樟柯成为了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的大一新生。那一级文学系总共12个人，七女五男，号称“七侠五义”。

5个男生里，顾峥是1975年的，贾樟柯是1970年的，王宏伟和另一个舍友是1969年的，还有一个“老大哥”是1965年的。“我有个感觉，他们来电影学院是来改变命运的。贾樟柯是学画画的，王宏伟是粮食局会计，还有一个银行的职员，一个工厂的仓库管理员。我那个时候还是少年，对未来没有太多想法。”顾峥说。

王宏伟睡在顾峥的上铺，热爱打麻将，顾峥就是跟着他学会了打麻将。另一个宿舍的贾樟柯偶尔也来凑凑热闹。

“咱们要弄点实在的”

电影学院有一些观摩课，周二放国外电影，周三放国产电影。“看国产电影的时候，大家是抱着起哄的心态去的，觉得那种电影和我们的生活没关系。”顾峥说。

某个周三，照例是两部国产电影，放到第二场，人基本上走光了。

那晚，贾樟柯、王宏伟和顾峥3个人坐在宿舍楼的防火楼梯里就着几瓶啤酒聊了一夜。贾樟柯抽了很多烟，用山西口音说，“咱们要弄点实在的，得拍些东西。”顾峥说了些拍片的困难。他觉得，对他们这些穷学生来说，想拍电影像个笑话。王宏伟摔了个酒瓶，说，“不管，就是要拍。”

没过多久，这3个人成立了“北京电影学院青年实验电影小组”。

一天，贾樟柯从一家山东广告公司接到一个拍广告素材的活，对方付了1000元定金。这1000元可以租两天摄像机，大家决定一天拍客户的，一天拍自己的。终于有事干了！贾樟柯当导演，顾峥当副导演，王宏伟当制片，在北京街头折腾了一天，拍出一部短片，叫《有一天，在北京》。

这部粗糙的片子没闹出什么动静。

过了些时日，贾樟柯从他的老同学那里又弄到一笔钱。这次，他们决定拍农民工回家的故事，王宏伟扮演男主角王小山，片名叫《小山回家》。

《小山回家》拍出来以后在电影学院的宿舍里放过。多数人一声不吭，不知该如何评论。顾峥说，“当时只有和贾樟柯住一个宿舍的王超说拍得好。”

贾樟柯决定把片子拿到校外放一放。在北大，《小山回家》引起了热烈的议论，说好的、说不好的都不少。

1996年，大三了。“实验小组”决定拍一部叫《嘟嘟》的短片，说的是大学生毕业前的那段光景。经费少得可怜。只剩100多块钱的时候，担当制片人的王宏伟某天早上消失了，直到午饭时间才又现身。100块钱生了不少“利息”，那是王宏伟在麻将桌上苦战一个上午的结果。

就在那年5月，香港《电影双周刊》的记者建议他们去香港参赛。《小山回家》被送到了香港。12月，《小山回家》在香港独立短片及录像比赛中获剧情组大奖。

不知道电影节是什么

去香港领奖时，贾樟柯认识了刚工作不久的香港摄影师余力为——他的纪录片《美丽的魂魄》也获了奖。

余力为生于1966年，25岁那年出国留学，1994年从比利时INSAS学院毕业，学的是摄影。之前他在香港一家广告公司工作。当时，香港电影正处于低谷中，余力为没什么工作可干，只能在一些片子——比如在王晶的一些三级片——中做做摄影助理。

“整个90年代香港好多片子是10天就拍完的低成本类型片，像三级片、鬼片、恐怖片。整个工业滑落太快，就只能把成本降低，那是很黑暗的时期。”余力为说。

在等待中他获得了香港艺术发展局的辅导金，到北京拍了《美丽的魂魄》。这部纪录片是说北京流浪艺人的，他想借此了解当代中国的情况。

他一直对大陆很感兴趣。他父母曾在1960年代来大陆求学，“文革”前回到香港。小时候他能在家中看到《人民画报》。“里面的图片色彩饱和，跟我在香港看到的东西很不一样。这让我对大陆有种好奇。”

他和贾樟柯很快开始了合作，拍摄第一部故事长片——《小武》。贾樟柯又找到了顾峥和王宏伟，说要拍一部真正的电影。这次他们有20万的投资。

这时离毕业还有4个月，他们想着把这部作品作为毕业纪念。

拍《小武》的艰难，余力为至今印象深刻，但他又觉得非常享受——条件差的情况下保证质量是很可贵的。“我经常对学生说，不能说拿个小机器、拿个DV就可以随便拍。没钱就草草了事？用1块钱拍出10块钱的东西那才了不起。”

面对着黄土地上的汾阳，他试图从他对大陆1970年代的记忆里找到拍摄的感觉。“1972年我跟父母到过广州，那里的灯光给人的感觉是黄绿黄绿的。”于是，汾阳也变得黄绿黄绿的。

1998年，《小武》获得了参加柏林电影节的机会。

“很多人说贾樟柯是为电影节拍片，其实他当时根本不知道电影节是什么。”顾峥回忆。在柏林没人认识这个陌生的导演。他们几个人印了一些邀请函，到各个酒店去发。贾樟柯那些天有些焦虑，担心评委们选中另一部送到柏林的中国独立电影。“那是部拍同性恋的片子，他怀疑外国人是不是会对这样的题材更感兴趣。”

余力为和贾樟柯住一个房间。“当时对所有东西都很陌生，乱打乱撞。遇到出价很低的片商，我们已经认为是好事情了。当时我们连销售代理这个概念都没有。”

最终，《小武》反响不错，在电影节的“青年论坛”得了奖。

“《小武》获奖我没什么想法，只是觉得在这个行业有了一个作品。高兴是高兴，但不至于惊喜，可能跟自己的年龄有关系。”王宏伟说。

顾峥很高兴，向贾樟柯要了5盘相质很好的录像带，都是从母版上拷下来的。结果，这5盘录像带一年多也没人借去看过。后来贾樟柯引起关注，那5盘录像带不知道被谁借走了，再没有还回来。

“当时看了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后来大家都说好。”那会儿顾峥已经失去判断力了，他跟贾樟柯一块剪片子，至少看了十几遍，人都麻木了。

柏林获奖后，贾樟柯在《南方周末》发表了一篇文章《业余电影的时代即将到来》，引起很大关注。“当时拍电影对圈外人来说还很神秘，但DV不太花钱，很多人都可以拍。后来证明，贾樟柯的判断是对的，很多独立电影是用DV拍的。成功的人是能看到未来的人。”顾峥说。

拍到外部条件没法支撑

《小武》是一个重要转折点。获奖之后，贾樟柯很快找到了第二笔钱。

其实刚上大学时贾樟柯就向顾峥提过《站台》的故事构想，说这是他最想拍的片子。顾峥记住了这件事。准备考研时，他发现英文platform还有“党章”的意思，就告诉了贾樟柯。贾樟柯为这个词的复义感到高兴。

《站台》的筹备遇到很多曲折，等到有了些乐观的消息，贾樟柯开始去挑演员。

1999年，从北京舞蹈学院毕业后回到太原师范学院当舞蹈老师的赵涛，遇到了来学校挑选演员的贾樟柯。赵涛见怪不怪，她在舞蹈学院经常碰见这样的事。“经常有人跑来，说我是什么什么导演，想请你当演员，然后我们笑一笑，他们拍一些照片就走了。”

贾樟柯原本要从赵涛的学生里选演员，结果却发现了赵涛。

“我觉得挺好啊，就是做一件事嘛，也没觉得很兴奋。”赵涛当时没把这件事特别放在心上。直到就要进剧组了，她才告诉父母有人请她去拍戏。

《站台》拍完之后，赵涛没怎么看。几年过去，回头仔细去看这部片子的时候，她从头哭到尾。“这时候我才理解了当中的那种情感，才明白那首歌代表了什么。《站台》是那么好的一部电影。”

顾峥觉得《站台》寄托了贾樟柯的许多个人情感。“《站台》里有场戏很怪。有一个温州发廊，南方的温州人来了后，也不理发，每天就去那个地方待着，因为只有在那儿才能听到邓丽君的歌。那场戏拍了五六遍，换了四五个地方，他都不满意。”顾峥觉得，对那个环境贾樟柯有特别深的记忆，所以他每次拍都觉得和小时候的感觉不一样。

直到最后，贾樟柯还是没找到他的那种感觉。

有一次顾峥要去外地，穿越吕梁山区，经过一个县城。那时已经是2000年了，那里所有人穿的都是80年代的衣服。“这让我看到了另一个中国。贾樟柯说北京和上海是中国的盆景，不是真实的中国。到了那个县城，我明白他是什么意思了。”

做副导演最怕临时变动，而贾樟柯的特点是追求完美。一次到一个煤矿去拍戏，贾樟柯觉得人太少了，大冬天，零下十几度，对顾峥说，去给我找30个农民来。“那里方圆50公里内都没什么活物，我当时都快疯掉了。有的导演会想折衷办法，折衷办法往往不是好办法。他对自己狠，非得拍到外部的条件没法支撑才收手。”

拍了《站台》后，赵涛开始大量看电影。小时候她认为除了家人，世上的其他人跟她没什么关系。电影改变了她，她开始关心人。以前她冷漠而不擅于表达，跟陌生人相处会有紧张感。一次记者问她是做什么的，她说了句“我是演员”后就再也不说话了。“现在想想很奇怪。”赵涛笑着说。

谁还会关心好人？

贾樟柯的镜头开始移到大城市。

拍《世界》时，赵涛回到了她曾去跳过舞的世界公园。她在那里生活过一年多，那是一段美好的记忆。重返此地，让她感到奇怪的是，那里的一切几乎都没变，“卖票的阿姨都还是原来那几个”。没有变化是可怕的，就好像一年到头跳同一支舞。

学舞蹈的日子给赵涛留下了许多不愉快的记忆。小时候她经常被老师拿教鞭抽，一抽就是两指宽的血痕。舞蹈学院毕业后，当赵涛也成为老师，她看到学校里那些更老的老师，仿佛现实就站在自己面前——那是二三十年后自己的样子。

“大学生活非常安逸稳定，把人磨砺得像个圆球。没有任何想法没有任何想象力，就是按部就班工作回家，把人的斗志完全磨掉。整天在勾心斗角的环境中，今天这个要评职称，明天那个要评职称。”

她说在电影里她找到了自己的表达方式。那种感觉就像河流一样，慢慢地流淌慢慢地诉说。

“坐在威尼斯的电影院里看这部片子的时候，我第一次没有看自己。以前看电影，我会注意我出来时是什么样子，会关心一些细节。那次我不觉得是表演，那完全就是生活。要你演一个千百万人中找不出的角色其实挺难的。”

《三峡好人》为贾樟柯赢得了金狮奖。赵涛说，在欧洲看到人们排队买《三峡好人》门票的时候，她的眼睛湿润了。

骑着金狮回来的《三峡好人》在中国的电影院里被《满城尽带黄金甲》挤了下来。贾樟柯当时说了一句话：在这样崇拜黄金的时代，谁还会关心好人？

对于《三峡好人》在电影市场的遭遇，余力为认为：“归根结底，我们的电影工业还不成熟，很多方面有垄断性在里头，对整个工业不是个太好的事情。不能一年只靠三四个大片支撑票房！”

顾峥说，商业电影和艺术电影各有各的生存方式，贾樟柯这种风格的电影，票房上很不理想。“没票房不代表没价值，他的电影反映一个国家一个时代。”但他也觉得独立电影不能一成不变，“大家总有一天会把原来认为成功的片子全看烦的。为什么昆汀·塔伦蒂诺这么成功？他有新的东西。不要因为某个片子得了奖而去拍个一模一样的。独立电影本来就鼓励创新，拍独立电影都不创新就奇怪了。”

王宏伟非常同意编剧芦苇说的一点：我们对类型片的研究太不够了。“类型片符合电影的规律，应该鼓励各种类型片。”

10年之后

余力为最近有点感冒，但还惦记着他导演的《荡寇》的后期改动。这些年他既做摄影也做导演，做摄影更多些。和不同导演合作让他很享受：许鞍华、贾樟柯、王家卫……他能从中感受到不同的趣味。

赵涛拍《三峡好人》前完全离开了学校。有5年的时间，她是边当老师边拍戏。“我其实一直想平衡两者的关系，但一直没有平衡好，请假都请了两年半，怎么能教好他们呢。我拍完戏后经常给他们补课，天天补课还是弥补不了。在太原和北京来回地跑，自己和学生都很累。演员没做好，做老师也没尽到责任。”

王宏伟现在做演员的同时还做自己的纪录片，拍收割者的劳作：每年固定路线、固定的人，从河南往北走，一边走一边收割。他已经拍了4年。“慢慢做，算纪录中国社会进程很小的一个部分，表现中国农业的变化和中国人生存状态的变化。”

他现在很少打麻将了，大家都很忙，一年也打不了一两次。

去年贾樟柯在威尼斯电影节参映的一部短片叫《河上的爱情》，讲的是大学同学毕业10年之后的聚会。到前年，北京电影学院93级文学系的同学差不多毕业10年，距离《小武》的拍摄也是10年。“也算是个纪念吧。”

王宏伟回家乡的时候联系过粮食局的老同事，他们过得很不好，许多人下岗了。

2001年，顾峥考上了博士。毕业之后，他在自己当初没能考上的中央戏剧学院当老师，教学生如何做编导。从那之后他开始远离剧组。

“我也写写剧本，有的导演说你要不要去现场看看，我绝对不去。剧组乱哄哄的，烦死了。我觉得做老师挺好，看看书写写东西更合适我。不过当初和贾樟柯他们在一起的经历教给了我很多的东西，我一辈子都感激他。”

顾峥讲课时会提到贾樟柯，学生很爱听，他们想从这样的传奇里得到一些激励。但他讲得不多。“这条道路他走了，别人就不要再走了。模仿另一个人绝对不可能再获得真正的成功。”

“有些人丢硬币总能丢中正面。我有时候想贾樟柯为什么每次都能丢中。在面对每一次抉择时他判断得非常好。”顾峥说，“某些情况，有的人也许妥协了，贾樟柯不妥协，他觉得自己可以坚持下去，结果证明他是对的。”

最近一次见到贾樟柯，是去他办公室看《二十四城记》。他觉得这些年贾樟柯的休息时间越来越少了。“每次看到他都是挺疲倦的样子，我总提醒他注意身体。”

现在他的学生有90后的了。“1990年出生的人现在正好18岁。”顾峥算了算，和他当初进电影学院是同样的年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