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东东：谁也不知道我伏案在办的公事竟然是一首诗
“我的变化不像有些诗人那种阶段性明显的突变，而是像博尔赫斯的小说《皇宫的寓言》里描述的那样，宫里每隔50米就有一个塔。第一个塔是米黄色的，最后一个塔是深红色的，每个塔之间，颜色在一点点地变”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发自：上海
责任编辑：杨子
照片上的陈东东，大多是黑白照，且来来回回就那么几张——像是动画片Snoopy里的老实人查理。大鼻头，眼镜背后藏着两颗黑豆，一点无辜，一点忧愁，仿佛对着掌镜的人无声地发出“嗯？”的轻问；两小簇眉毛毫无攻击性，也没什么存在感。
朋友们一旦过了60岁，他便在文章里给他们加个前缀——老北岛、老多多。如今他也到了这个年纪，紫色诗集摆在一旁，作为他过往40年成果的浓缩证物。多多曾说，“诗人/的原义是：保持/整理老虎背上斑纹的/疯狂”。
以此为标准的话，陈东东似乎不太符合。他曾引用卡尔维诺在《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里提到的“火焰派”（随时间而成长、消耗其周围物质的写作风格或方式）和“晶体派”（结实、理智、透彻、潜在、内敛、明晰、冷笑话的），坚称自己属于后者。
这种风格外化于旁人的评价，美化的是，“似乎他走到哪里，哪里就有某种安静、冥想的气息”；直言不讳的，则是“很少说话、相当内向、不容易接近”。他深表认同，总是迫不及待地向来访者提前声明，自己面对陌生人的羞涩和不知所措，不会喝酒，不会抽烟，讷于谈吐，不懂交际，以及，口才不好。这样对方在听到类似“基本上只有在要写这首诗的时候你才会去写这首诗”的含混表达时也就不至于太惊讶。
比起一对一的采访，他更害怕朝向公众的发言和表演。1984年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一所高中做教师，强撑了两年，便“主动、坚决地离开了讲台”。他是学校里极少数不用做班主任的语文老师，逃避了召开家长会时置身一屋子陌生人中间的麻烦与慌乱；也是为数不多从不给学生打不及格、放学后还会应邀跟他们一起打牌的老师，多次被教导主任叫去办公室训话。
同事们对他的做法充满疑惑，而他对旁人司空见惯的举动也同样深感不解。他们习以为常地利用课间时间在办公室里要么闲适地择菜聊天、要么板起脸给不听话的学生点颜色看看。现在回忆起来，陈东东的口吻里仍透着不安和惶恐，仿佛彼时承受了那些屈辱和谩骂的，并不是某个倒霉学生，而是角落里默不作声的年轻的他本人。“我上课也有调皮捣蛋的，但我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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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赵立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