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金融调查发起人甘犁：14年调研让政策更加有的放矢丨首席访谈⑧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国家的基石。

2023是消费提振年，中国居民的消费意愿、预防式超额储蓄和提前还贷动向持续成为中国政商学界极度关注的焦点。调研并洞悉中国家庭财富变化由此成为一个急迫的事项。

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院院长、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主任甘犁教授就是中国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14年来，他牵头组建高校联盟，发动2万人次大学在校学生，制定入户调研的标准动作，六轮跟踪全国4万多户家庭，采集与家庭相关的金融数据，全面追踪家庭动态金融行为。他组织的项目已成为国内规模最大的非官方家庭资产类抽样调查项目，并填补了国内此项空白。

“很多政策都基于我们的数据库，包括房地产因城施策、保障房体系建设、收入分配、精准扶贫等一系列政策，都跟家庭金融调查的数据息息相关。我们对于税改政策的研究支持曾获得财政部表彰，成为中国经济管理政策方面的有机组成部分。”在近日接受南方周末新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专访时，甘犁对长期艰难坚持的项目颇感安慰。

他为何发起并坚持中国家庭金融调查？其中经历了哪些困难？在长达14年的跟踪中，中国家庭的财富变迁曲线如何？在第七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启动之际，南方周末新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专访了甘犁教授。

甘犁教授师从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丹尼尔·麦克法登教授，也是美国得克萨斯农工大学经济系终身教授。

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院院长、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主任甘犁教授。（受访者供图/图）

填补国内数据库空白

南方周末：你14年间一直致力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初衷是什么？

甘犁：中国的发展需要更全面、更真实、更详尽的数据来支撑。我的目的就是充实国内微观经济基础数据库，填补相关数据空白。

在中国本土化经济研究中，我发现微观研究相对滞后，中国家庭金融微观领域的数据资料更是一直处于空白状态。但美国和欧元区主要国家的家庭金融调查工作已经较为成熟，并对中央银行决策产生了深远影响。于是，我就召集一批有数据情怀的学者共同为建立家庭层面微观经济数据库而努力。

南方周末：入户调研需要大量人手。怎么解决？

甘犁：2011年，第一次策划入户访问。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院的硕博同学带队，并全校选拔本科生参与调查，共派出四百余人次，完成三阶段全国分层抽样工作和八千余户具有全国代表性的样本；

2013年，调查规扩展到2万余户样本规模，共派出抽样绘图员四百余人次，访问员八百余人次；

2015年，中心开展涉及全国五千余家法人小微企业的调查和覆盖3.8万余户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共派出一千五百余名西财学生；

2017年，中心第一次开展高校合作调查的模式，联合北京大学、浙江大学、暨南大学、内蒙古大学、南京审计大学等在内的15所高校，共派出一千五百余名学生，奔赴全国29个省份，完成4万余家庭样本的访问工作；

2019年，派出一千余名学生，完成3万余户家庭样本；2021年第六轮调查派出八百余名学生，完成2万余户家庭样本；2023年，拟派出一千余名学生奔赴全国各地，拟完成2.8万户。

“没有一次数据泄露”

南方周末：家庭金融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入户调研怎么能被接受？

甘犁：这里面困难有很多。比如隐瞒的现象是有的。但一个学术机构做调研的好处，就是大家知道你相对中立。我们做了这么多年，没有一次数据泄露，受访户没有感觉到参加我们调查后推销电话就多起来。数据会进行脱敏，对应不到个人。

南方周末：即便没有数据泄露，也不一定愿意将自家财富情况告诉外人，况且，他也没有这个义务，又得不到回报。怎么确保数据的真实和质量？

甘犁：数据有一个更新的过程，比如对受访人动态更新，有一整套规则保证数据的连续性和代表性。在这个过程中，入户同学和受访户形成信任，产生很多良性互动，因此，数据的质量也会越来越好。但疫情以后入户越来越难，拒访率在提高。

南方周末：怎么把控数据质量和提升效率？

甘犁：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困难不仅仅来自入户调查，也来自数据质量的把控。为了减少误差，我们不断更新完善软硬件。在数据采集上，研究中心采用分层、三阶段与规模度量成比例（PPS）的抽样设计获取目标样本，结合实地走访和季度电话回访更新样本数据。

同时，为保障调查顺利实施，研究中心汲取国际上通用且成熟的计算机辅助面访系统的框架和设计理念，研发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调查解决方案，能实现从问卷设计、样本采集、访问实时监控，到后期质量控制的整套功能。

比如，可编写复杂逻辑、加载追踪数据的CQL问卷编写语言、满足末端样本采集需要的地理信息采样系统、适合实地调查的平板电脑访问控制系统、访问过程实时监控系统，以及包括了访员管理系统、样本管理系统、质量核查系统的计算机辅助面访管理信息平台（CAPI-mis）等。这些具有知识产权的系统软件，大大提高了调查的质量和效率。

“入户访问工作要6次上门”

南方周末：你刚才说，同学入户调查有标准动作，而且有实时监控系统。都有什么标准？

甘犁：抽样工作要通过6次行走，完成绘图抽样工作。

绘图工作是为了替末端抽样构建准确的样本框。一方面，由于我国相关统计资料匮乏，没有官方公开可用的末端抽样框；另一方面，我国流动人口众多，人户分离状况严重，村/居委会的常住人口登记不完备，无法利用村/居委会户籍资料进行抽样；再者，我国目前尚未建立起完备的门牌或邮寄地址系统，采用此法也将产生较大误差。所以，传统的方法无法获得合理的抽样框。

因此，在调查中，我们深入村/居委会的实地，用地图地址法绘制出村/居委会的所有建筑物，并进一步列举出建筑物中的所有住宅，以此作为抽样框来抽取样本家庭。

要与社区人员的沟通，拿到社区的区域底图。所谓底图，就是一个社区的基本范围图，其中包含了社区边界、区内道路房屋单位情况等基本信息。社区总户数、社区总人口数、外来人口数等数据都是进行随后的抽样环节所必备的信息。随后，为了社区内部抽样的代表性，绘图员还向社区收集了每幢建筑物内部的户数，为具体的区域划分奠定了基础。

绘图工作讲究六次行走法。第一次是勘察社区的边界；第二、三次行走要确定房屋数和户数；第四次是需要排除空户的现象，以便更精确地进行抽样；在抽样完成后，还需要大概两次的行走来进行核户和最终抽样，核户还需要对入户房屋拍照。

入户访问工作要6次上门，才可以进行样本替换工作。

南方周末：在点面并重结合的调研中，入户这个点占比多少？

甘犁：目前数据覆盖40011户家庭和127012名个体，已成为国内规模最大的非官方家庭资产类抽样调查项目。

我们的调查研究基于问卷、入户等标准动作，收集各个点的数据后，用于做整体分析。因为抽样调查的特点，整体上保证了数据的代表性。调查研究更多要看的是面的故事，数据后面的故事要通过数据分析才能讲得出来。

金融资产占比在上升

南方周末：经过14年六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你们发现中国家庭财富有哪些变与未变？

甘犁：疫情期间，居民在收入方面受到的冲击比较大。但有一个重要的中国经济稳定器，就是我们稳健的资产价格。这几年中国家庭资产比较稳健。虽然有一些起伏，但资产的起伏远远低于收入的起伏。

从数据中看来，我国家庭最主要的资产就是房产。房产在疫情期间还是比较稳健的，是社会重要的基石。

如果再往前看，从2010年到现在资产都是相对稳健的，其中房产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这几年房产的作用逐渐下降。在此之前，房产在居民资产中的比重一直在上升，最高超过70%。现在开始走低；而其他资产在家庭资产当中的比例在上升，尤其是金融资产，中国家庭资产配置也渐趋合理，这是比较健康的发展。

南方周末：房地产的属性已发生了改变。

甘犁：2023年4月，我们做了一个调研，发现2022年12月底时，居民购房意愿较强，远远超过疫情前；但是2023年开始购房意愿下降较快，不足2022年12月底的一半。

我们判断房地产投资性需求将大幅下降。

我们最近研究还发现，家庭如果在多套房和一套大房子之间做选择，当房产价格下降时，会促使家庭选择一套大房子，就是把投资属性降下来，然后把居住属性提上去。

南方周末：不同层次家庭的需求差异大吗？

甘犁：从人均居住面积来说，我国富裕阶层享受的人均居住面积远远小于发达国家。这说明富裕人群在住房消费上是不足的。所以未来豪宅需求可能会增加，居民会把两套房变卖，置换一套更大的房子。因为原本两套房其中一套房是作为投资的，现在投资属性降低以后，会更注重房产的居住享受，从消费属性上来说当然是大房子更好。

南方周末：你认为，对于这个调研结果，政策上应做何种调整？

甘犁：中国住房市场应该从供给端提供更多高质量的房子。政策上要鼓励有条件的居民享受更高人均面积，以匹配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前我们要解决住房的刚需问题，因此在政策上按照房子面积制定不同税负，现在要鼓励住房消费，而不是仅仅满足住房刚需。经济发展到了一定程度，住房消费是我们美好生活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促消费要发挥资产的作用

南方周末：你刚才说，中国家庭金融资产占比在上升。这个趋势在加速吗？

甘犁：从实物资产到金融资产“搬家”的趋势是存在的。“搬家”的速度受房地产市场波动影响，主要取决于实物资产与金融资产的相对收益情况。

可以看得出来房地产下行趋势比较明显，但不等于没有反弹，没有局部的变化。整体来看，对于房产收益的预期下降了。这里面还涉及人口因素，人口变化也是重要因素。

南方周末：以你们的调研，持有资产对促消费的作用明显吗？

甘犁：促进消费一定要把资产的作用发挥出来，仅靠收入是不行的。要让居民在敢消费的情况下，能够比较有效地利用资产来辅助消费。这需要金融机构提供更多相关产品。

在很多发达国家，可以用房子来做抵押，办理home equity loan贷款，即抵押房子获取流动性资金、消费资金。金融机构也要开发相应产品促进家庭消费、抵御风险。消费既要靠收入，同时也要靠资产，但目前资产对消费的辅助作用发挥不足。

南方周末：房价与消费的关系呢？

甘犁：我们核算过房价上涨对消费的影响，发现整体上是负相关。房价上涨会让没有房子或想买房子的人有更高的储蓄意愿，会减少消费。也许居民会因为资产上涨而增加消费，但增加的幅度不如减少的幅度。虽然影响消费最核心的因素是收入，但如果把资产的作用发挥好，能够缓解收入下降、预期不足对消费的影响。

离开生命周期和家庭情况谈杠杆率高低没有价值

南方周末：不少人认为，中国家庭杠杆率过高，从而一定程度抑制了消费。你们的调查结果是什么？

甘犁：我们做过一个关于家庭合理杠杆率的研究，把中国家庭根据收入水平、收入增长、收入稳健性、资产情况、住房情况、年龄结构、子女老人等因素分类，做了一个比较详细的模拟。看不同情况下合理的杠杆率是多少。离开生命周期和家庭情况，单谈杠杆率高低是没有价值的。

结果让我们出乎意料。两个因素杠杆率影响巨大，一个是收入增长，另一个就是利率。其实杠杆率对利率非常敏感，利率降低1个百分点，合理的杠杆率最高可以提高10个百分点。所以维持一个较低的利率，非常有助于家庭消费和家庭借债。当然我们现在利率是比较低的，要尽可能地继续维持一个较低的借贷利率，尤其是消费借贷利率。

南方周末：所以，你认为中国家庭杠杆率不高？

甘犁：有些学者认为家庭杠杆率过高。我们一直认为家庭杠杆率总体上不算太高，目前看是中等水平，先前上升很快，但是疫情以后基本停滞了。离开资金成本来谈杠杆率的话是不合理的。

目前家庭消费继续增加，家庭发展型消费和享乐型消费加快恢复。发展型消费包括交通通信、教育、医疗保健消费；享乐型消费包括旅游、文化娱乐、耐用品消费。中青年群体、中高收入及稳定就业群体的享乐型消费增幅明显。但各收入群体的消费预期增速有所下滑。

可得性应成为金融机构的重要指标

南方周末：最近几年，互联网金融行业快速发展，尤其是移动支付、互联网借贷等领域。这些新型金融业务对于中国家庭金融的影响如何？

甘犁：早期我们做调查的时候，很多老百姓都没有银行账号。我们有一组学生去了一户云南偏远家庭，不相信他们没有银行账号。后来，那家的大叔拿了一个塑料袋，装着零钱，说这就是他的账号。

互联网金融、数字金融大幅度增加了金融服务的可得性，金融的门槛大幅度降低了，在普惠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

传统金融机构和互联网平台都要向对方靠近，大银行要拥抱互联网金融，互联网金融借助银行获得资金的能力，为偏远地区的老百姓提供更普惠的金融服务。

此外，互联网金融平台通常资金成本要比银行高，本身又不具备吸储功能，高资金成本影响了它的可得性。所以银行应该主动拥抱互联网，把可得性作为重要的指标去完成，要接触到中国最末梢的“毛细血管”。

南方周末：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有何特点？

甘犁：我们前几年做了一个研究，发现中国家庭资产配置出现一个U形风险配置状况。就是居民配置低风险资产比例很高，配置高风险资产比例也很高，比如炒股，中等风险资产反而配置不足。

中等风险主要是固收类金融资产。这里面有供给侧的原因，固收类产品往往会设门槛，设起购线或者对资产有要求；反而风险最高的股票没有门槛。这个现象最近几年在好转，一些固收类理财基金的门槛也降低了。

目前社保与经济水平匹配

南方周末：谈到家庭资产配置自然会考虑家庭风险管理和风险保障。你对目前的保障体系有哪些建议？

甘犁：我国在社会保障体制整体上做得非常好，无论是养老还是医疗。我们以前做过一系列的研究，发现中国的医疗保障体系真的是一个非常合理的体系，既提供了很好的医疗服务，同时也避免了过度医疗的道德风险问题。我们研究发现这对于居民健康水平也有提升，而且整体成本比较可控。跟我们现在经济发展水平整体上也是匹配的。

咱们国家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建立起一个全球相对来说比较完善的保障体制。当然这里面主要的问题是农村和城市的差别，城镇职工保险是不错，但农村保障体系仍比较欠缺。

南方周末：对于税负，各种评价较多。你从调查中发现哪些问题？

甘犁：我们发现，中国的税收体制其实总税负并不高，但是结构上仍存在问题。因为个人税负当中最多的部分实际上是社保税、五险一金等等。社保税对于高收入人群有封顶上限，因此反而对低收入人群收取的比例还要高一些。这导致了社保税整体是累退，而不是累进的，从而对消费造成较大影响。

南方周末：有哪些建议？

甘犁：我根据我们的研究成果提一个不同的思路，制定一个相对有弹性的退休制度，允许自主选择退休年龄。如果选择更晚退休，那么社保缴费就可以减少。比如，我们现在看到有的快递小哥，一旦公司不给他交社保了，他自己就不愿意交了，说明他现在更需要现金，不想存到60岁以后。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需求。有的人个人所得税的税负比较高，他愿意抵税；有的人不需要交税，并且现在很需要钱，可以让他少交点社保；之后他有两个选择，一个是今后可以少拿退休金，另一种是他可以选择延迟退休。将社保缴费与退休年限挂钩，在上有老下有小、特别缺钱的时候，可以少交一点强制性的社保，同时可以选择少拿一点退休金或者延迟退休。

政策制定更加有的放矢

南方周末：六轮调研，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甘犁：从2011年第一次入户调查顺利结束，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基本框架已经形成。目前调查已成功实施六轮，现在家庭金融调查已经有超过58,000个登记用户，在此基础上出了六千多篇学术文章。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意义在于真实，在于深入，想听的就是老百姓的声音，想了解的就是老百姓的生活，想知道的就是老百姓的感受，以便更好地为制定政策服务，为学术界服务，为老百姓服务。

未来，调查主要的发展方向不是单纯的规模扩大，而是进一步完善数据收集、质量控制、数据库建立的过程，以及更加注重对数据所承载内容的深度解读和挖掘。希望这些重要环节的完善，能够直接带来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水平的提高。

南方周末：你们这么多年坚持调研，确实能从数据中发现有趣的现象和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解决了吗？

甘犁：这个数据库使我们对中国家庭财富状况更加了解，助力政策制定可以更加有的放矢。有一个基础数据的话，政策研究上就更容易形成一个共识。很多政策都基于我们的数据库，包括房地产因城施策、保障房体系建设、收入分配、精准扶贫等一系列政策，都跟家庭金融调查的数据息息相关。我们对于税改政策的研究支持曾获得财政部表彰。这成为中国经济管理政策方面的有机组成部分。

如果没有数据库支撑，很多政策可能会因为没有说服力而搁浅。虽然建立独立的微观基础数据库，在中国才刚刚起步，但已经显示出巨大的学术、政策和社会的多重意义。让每一个人都有足够的资源，让每一个中国人都活得有尊严，这也是我发起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所希望得到的结果。

南方周末：所以，你对家庭金融这一学科有很高的期待？

甘犁：中国的微观数据库比以前丰富了，但是相对还是缺乏的。以高校为主，现在全国各地很多团队都在做各个领域的调查统计工作，相信很快就会形成一支浩浩荡荡的社会调查的洪流。大家各有侧重，并行不悖。

从学科发展的角度，我们在调查初期借鉴了欧美的做法。但现在中国家庭金融学科已领先其他国家。

这个学科再往前发展，一定要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流问题密切结合。而这些主流问题，更多是流量问题而不是存量问题。但目前家庭金融更多关心存量，而不是流量。因此，要把家庭金融学科的视野拓展到流量上，要把它作为关键变量的研究，要更多关心变化，这样学科的视野跟当前政策和老百姓关心的问题就更加密切。这样学科的生命力才能得到更多展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