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血液学发展史全国首映丨登攀岁月，献礼血液学发展
影像留存过去，指点将来。《创新攻坚——中国血液学发展史》所记录的，是中国血液学当初的星星之火。在未来的发展格局中，血液病诊疗的“中国方案”将在一次次高维度交流中，缩小差距，不断精进、追逐，乃至赶超，而后继续反哺未来的研究者们，给予其生生不息的前进动力，成为希望之火。
鲜红的血液，通过银白的针头，从静脉流向试管……这是沿用了多年的抽血方式。
改变就从这一管血开始。
大约两小时后，患者可以打印出一份完整的血常规报告，其中主要显示血液三大类的细胞，包括白细胞、红细胞和血小板。医生可以通过白细胞或红细胞的异常，对患者的情况快速进行基础的判断。而这些细胞数据，过去都需要靠检验科医生一个个数出来。
同样是两小时，现代医学实验室可以透过一小块组织样本，了解患者是否存在基因突变等情况。科技的变革使得人类对血液的认识上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在中国血液学人的不懈努力之下，人们越来越趋近于疾病的真相。
世界上的第一例靶向药物、第一例单抗药物均来自血液学。大数据以及创新疗法的使用也让精准治疗成为可能。
如果未来的某一天，人类真的能够成功攻克癌症，那么血液学病房，将会是奇迹最先发生的地方。
《创新攻坚——中国血液学发展史》第四集：《登攀》
“先了解敌人，再消灭敌人”
2017年，57岁的秦阿姨正安心享受着自己的退休生活。可突然有一天，她的身体却毫无征兆地出现不适。同时，她的脖子上也出现了一些小肿块。在社区医院问诊后，秦阿姨来到上海瑞金医院血液科就诊，可结果却犹如晴天霹雳，她患上了一种造血系统的恶性肿瘤——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
由于秦阿姨的肿瘤恶性程度较高，其他病人打一个疗程的化疗能够消下去的肿块，秦阿姨打了两三个疗程还是效果甚微。就这样先后经历了12次化疗，但病情依然反反复复，不见好转，严重的时候，连下床都非常吃力。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血液科主任医师王黎接诊秦阿姨时，秦阿姨的病情并不乐观，王黎解释：“在真实性研究里显示，对于这样一线或者二线两个疗程以上治疗效果不佳的疾病称为难治性，一旦达到了难治性这个诊断的话，患者的中位生存只有6个月，所以她的预后是很差的。”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血液科主任医师王黎
秦阿姨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找到当时主治她的两位医生，对他们说：“赵主任、王主任，我这一下子就被这个病打趴下，我不甘心，你帮我想想，再想想办法。”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副院长赵维莅记得：“当时秦阿姨在化疗期间已经养成了习惯，隔一段时间就摸一下自己的脖子，肿块消下去就说明化疗有效果，但她每次都只能感觉到肿块越来越大。”可惜的是，秦阿姨前后换过三个种类的化疗药物，都无法对她产生效果。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副院长赵维莅
此时，瑞金医院正酝酿进行一项全新疗法的临床试验，该疗法起源于美国，被称为CAR-T（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免疫疗法）。这种疗法主要针对人类的免疫系统，在这套系统中，T细胞是主要监管者，它具有强大的攻击力，能够识别并捕杀血液中的问题细胞。但在癌症患者的免疫系统中，狡猾的肿瘤细胞却能够逃离“监管”，无限增生，最终将宿主的生命吞噬。赵维莅解释CAR-T的关键机制“是把患者自体的免疫细胞从身体当中分离出来以后，给它装一个探头，装一个肿瘤细胞的靶点。然后当它回到身体当中，它就去能够去寻找肿瘤细胞，一举把它去杀灭”。
2018年10月，赵维莅主导的CAR-T靶向治疗注册临床试验，秦阿姨也成为首例注册临床研究入组的患者。治疗过程中，赵维莅教授随访患者的神经系统是否存在不良反应，当时布置给患者的任务是看她能否正常握笔写字。后来，同事递来秦阿姨写的纸条，上面写着，“感谢我的医生，我相信我能好起来。”
让所有人感到振奋的是，秦阿姨的症状很快便得到了缓解，各项血液指标也开始恢复正常。赵维莅欣喜这些来源于创新的进步。在她看来，无论是创新药物的研发，还是创新疗法的运用，都可以为患者带来很大的收益。但更为重要的是，科研的创新不能脱离临床所需，而是需要和临床实践相辅相成。
“先了解敌人，再消灭敌人”，这套简单的逻辑，在医学领域，实践起来却异常地艰辛。费城染色体在1960年就已发现，可针对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的靶向药，却到21世纪才正式问世。如何能够把科学的语言转化为临床可操作的创新的策略，始终是世界各国致力于研究的难题。
2020年12月19日，瑞金医院的转化医学中心正式启用，试图打破基础医学与药物研发、临床及公共卫生之间的固有屏障，并在它们之间建立起直接关联。赵维莅把它视作一个为每一位患者找出最合适的治疗药物的平台。“尽管我们还做不到100%治愈，但我们可以从50%进步到80%-90%，未来我们希望缩小与100%的距离。”这就是转化医学能够做到的事。
打破屏障
以淋巴细胞功能为首的免疫系统是人体一支非常重要的防御部队，中国血液学研究者愈加关注这个系统运作的细节。
尽管疾病进程已经到达了难治性，但秦阿姨仍然是幸运的。在CAR-T手术中，需要先采集秦阿姨体内的T细胞，之后再送去第三方公司进行改造，改造完成后再回输给秦阿姨。这个过程需要一定的等待时间，而很多患者经不起这样的等待。
而作为一种新兴的治疗方式，CAR-T依旧存在费用贵、特异性高、制备难等问题。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院长黄河阐释晚期患者们遇到的两难情况：“很多病人都到了非常晚的阶段，他的疾病已经不允许能够接受这样一个淋巴细胞的提取，或者他等不到这个时间。”为了解决这一系列问题，中国的血液学工作者从未停止研究和实践，孜孜不倦地开发新的技术手段。据权威杂志的最新统计，在中国进行的CAR-T试验数量已经超越美国，来到世界第一的位置。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院长黄河
“创造机会，让患者得到更好的生存”是黄河从医多年来致力于完成的使命，他相信精准治疗、靶向药物的发展能够切实地帮助到患者，“我们现在做的是一个通用型（T细胞），也就是从正常的供者中提取细胞来制备。如果通用型能够制备成功的话，那我们能够大大降低成本。因为一个正常供者制备一次，就可以给100个人用”。
血液学一直走在转化医学的前列，世界上的第一例靶向药物、第一例单抗药物均来自血液学。黄河深感转化医学、精准治疗在血液学领域拥有重要的意义，“血液病一直是基础研究和临床实践紧密结合的学科，在医学的基础研究发展的基础上，能够做到更好地解析疾病的特点，找到它的特殊靶点，来制备一些特殊的药物，做到精准治疗。”生物技术上的突破，建立新靶点进行研究，不仅能够提升药物的临床可及性，也可以降低药物价格，让患者“用得起，用得好”。
尽管CAR-T等治疗手段已经成为血液疾病特别是难治性、复发疾病中非常重要的治疗手段，但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学研究所血液病医院副所院长、中华医学会血液学分会第十届主任委员王建祥认为这还远远不够。中国血液学发展的不均衡、庞大的患者群体、复发以及相关并发症等，都是血液病领域亟待解决的难题，仍然有很多工作要做，远远没到满足的时候。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学研究所血液病医院副所院长、中华医学会血液学分会第十届主任委员王建祥
王建祥表示：“整个学科发展并不是你一枝独秀就可以，而是依赖于我们国家的整体医疗水平，比如基础研究的水平、药物研发的水平。”
制造出高质量的、国人用得起的，且非常安全有效的创新药物是中国血液学者努力的方向。王建祥说：“我们研究了一大批的CAR-T技术，这些CAR-T所用的抗体的序列全是我们自己的，而不是使用国外的，这样具有我们的国家自主知识产权的CAR-T技术，让我们能够实现我们的目标。”自主知识产权有助于精准治疗药物以更低的价格向全国普及。技术和概念的积累才能为“转化医学”提供更好的发展土壤。
“人总是要跟随着时代一起进步的，”王建祥说，“每个时代的起点不同，发展速度也不一样，所以我们必须要努力追赶，用我们的科研和思维能力来证明，我们解决问题的能力是越来越高的。”
小样本，大数据
据不完全统计，当今中国血液病患者已经超过400万，且呈逐年上涨的趋势。巨大的人口基数让原本被称为“罕见病”的血液病成为了“常见病”，而庞大的患者群体中潜藏的发病机制，是现代血液学研究者试图找出的规律。
“如果是十几二十年前，血液病患者可能觉得是自己‘命不好’，但现在再往回看的话，我们会首先思考，他是不是可能是因为一些不好的基因突变，才导致了他当时会出现疾病的进展或者是难治。”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血液科副主任医师许彭鹏回忆多年来接诊思路的变化，医生们愈加关注血液病发病的本质。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血液科副主任医师许彭鹏
通往血液病真相的这条路并不好走。每一位患者的疾病都有个异性，而将数百万份患者病例进行整合分析，看似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南方医科大学血液病研究所所长刘启发却觉得大样本量看似复杂无序，实则却蕴藏着大量的“必然”在其中。“我们利用大数据，去发现新的、我们利用小样本量不能发现的一些东西，无论是诊断还是医治，跟这个疾病发生的相关因素，我们通过对大数据整合以后，建立一定的模型，再通过我们的临床试验去归纳。”
南方医科大学血液病研究所所长刘启发
如今，只需在患者身上提取一小块组织标本，溶解后进行离心等等步骤，两个小时内，就能抽提出一份DNA溶液。血液学正在步入分子靶向时代，在血液学研究者逐步理清基因突变对疾病进程的影响之后，能够为患者提供更具针对性、更个性化的诊疗方案。
生物医学的蓬勃发展让刘启发内心燃起希望，可能下一个四十年，肿瘤领域就可以迎来“无化疗时代”，医学上能够有更精准、更安全的“武器”帮助人们抵抗疾病，这也是他最大的期待。
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的加持使得血液学发展处于巨大变革之中，中国的血液学工作者，正奋力在计算机创造的数字化世界里走得更前、更远。刘启发认为：“数字化方面，不但对我们血液系统疾病，还对其他疾病，对我们整个社会的进步都是很重要的。”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学研究所血液病医院所院长程涛认为，血液学科在科技创新领域的发展具有很大借鉴意义。“其实血液学一直是整个医学领域科技创新最前沿、最具开拓性，也是应用成果最多的一个领域。我相信，将来的数字医疗、智能医学可能最早都是发生在血液领域。”他表示，通过血液系统可以评估人体的健康状态，实现疾病的早期预警与有效干预，“血液学系统具备这样的潜力”。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学研究所血液病医院所院长程涛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使命，血液学研究者始终秉承着这样的理念，迎接着新的挑战。
曾经，陆道培带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决心出发，完成了亚洲首例骨髓移植手术；阮长耿在烛缸中点亮蜡烛，培养出我国第一组抗人血小板模糖蛋白单克隆抗体，也让中国血液学研究的前路亮起一束光……
这是一段通往血液真相的探索之旅，旅途中或许充满了令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和曲折、逆境与黑暗，但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过程中的点滴却也包含了中国人的梦想和情怀、传承与创新。
今天，实验室的高通量测序仪、先进的运算仪器代替了那些曾经需要手动计算的复杂流程，但血液学人初心不改——治病救人，永远放在首位。如今的中国血液病患者，能够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充满信心、勇敢地面对生活。
影像留存过去，指点将来。《创新攻坚——中国血液学发展史》所记录的，是中国血液学当初的星星之火。在未来的发展格局中，血液病诊疗的“中国方案”将在一次次高维度交流中，缩小差距，不断精进、追逐，乃至赶超，而后继续反哺未来的研究者们，给予其生生不息的前进动力，成为希望之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