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遇见广深——一支党政代表团的粤港澳大湾区之旅

“相约英雄城聚力新动能”2023武汉招商引资暨“专精特新”企业恳谈会现场。 （武汉市招商办供图/图）

2019年夏季，41岁的宋昆鸿从深圳动身，到武汉办理一项工商登记手续。彼时，他在深圳创办的乐凡信息已五年有余，到了需要壮大的时候。在业内的印象中，到政府部门办事往往繁琐耗时。他专门预留了两日时间——应该足以应付繁琐的流程，拿到营业执照。超乎意料，担心时间不够的宋昆鸿居然只花了半天时间——严格来说是从下火车算起的半天时间，就办理完结了所有事项。

武汉的一站式服务效率之快，让连日繁忙的宋昆鸿意外收获了一日美妙的假期。于是，在蝉鸣的盛夏，他缓缓走过东湖的栈道，湖光山色尽收眼底。城市在浮光掠影的闲情中呈现了别样的色彩。缠身的琐事抛却脑后。武汉就这样深深地留在了他的脑海里。

直到2023年5月初，他身处广州，面向一众企业家和创业者谈起武汉，依然能够追忆起那个热情满满的季节。四年前曾被武汉所感染的宋昆鸿，变成了一场面向粤港澳大湾区企业的恳谈会上推荐武汉营商环境的拥趸。在深圳创业多年，他在肯定特区精神，肯定粤港澳大湾区的同时，也越来越忘不了武汉的热情、山水和政府运行的高效率。

5月初，来自武汉的党政代表团赴广深两地学习考察，并同步举办了两场面向粤港澳大湾区企业的招商活动。这两场活动分别是8日在深圳召开的“携手大湾区共构新格局”2023武汉招商引资暨武汉新城推介大会，以及9日在广州召开的“相约英雄城 聚力新动能”2023武汉招商引资暨“专精特新”企业恳谈会。武汉党政代表团的规格很高，率队的是湖北省委常委、武汉市委书记郭元强和市委副书记、市长程用文。代表团一路向“南”的背景是，地处全国主要经济区几何中心的武汉，在遭遇疫情突袭又迅速恢复经济社会秩序后，正迎来进入经济规模突破两万亿元的关键时刻。活力无限的粤港澳大湾区，其市场要素和改革精神正沿着武广线北上，给大转型中的大武汉提供不竭动能。

宋昆鸿发言的那日上午，会场外的高楼隐约掩盖在薄雾当中，阳光的衍射却让整个城市透亮无比。这似乎构成了某种隐喻：尽管当前依然存在某些不利因素的阴霾，但企业行动和改革的阳光终将穿透云层，给予市场以无限的光明和温暖。

（冯庆超/图）

“这次招商和以往不一样”

宋昆鸿发言时所在的地方，距离广交会的展馆仅有数分钟步行距离，酒店大堂和电梯前正时不时穿梭着各种肤色的人——大概率是来广交会找客户、见客户的商务人士以及他们的随行翻译。

选择在毗邻广交会展馆的酒店登台亮相，一定程度折射了武汉市委市政府的雄心：地处全国主要经济区几何中心的武汉，要从富有活力的特区引进优秀企业和优秀人才。

在广州会场发言的女博士汪博伦是湖北人，早年在武汉读本科，又在位于武汉的国家光电实验室工作，而后出国深造，直至2022年在深圳创办若芯科技。这是一家聚焦半导体类脑计算领域的科技公司，正在摸索“成本更低、运算效率更高、更加贴合中国市场应用，满足中国实际需求的新型处理器解决方案”。由于她和另一名合伙人都是女性，她参会时常常感觉到某种“性别差异”——女性创业者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绝对的“少数派”。而这一次，八名来自企业的发言者有三名是女性，给予了女性创业者“超级尊重”。

汪博伦感慨的另一个细节是，若芯科技这样早期的初创企业，居然有机会和小鹏汽车那样的知名企业同台发言。这种平等同样令她感觉到被尊重和认可。

在约五分钟的发言里，汪博伦主要表达了两种情感：对“卡脖子”技术攻坚克难的坚韧，以及身为湖北游子对故乡无尽的爱。

“会场的氛围是热烈的，也是务实而专业的。”汪博伦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广州恳谈会的议程简约务实：市委书记郭元强致辞，市长程用文作翔实的武汉营商环境推介，接着是企业代表们现身说法。推介演讲进行时，一些生怕错过精彩内容的参会企业家掏出手机，对着大屏幕的演示文稿进行拍摄。这是很多会议活动常见的做笔记方式。来自企业的多数发言者，在追忆与武汉投资情缘的同时，也适当地反映希望政府能给予的支持和帮助。

接下来发生的一幕令汪博伦印象深刻：企业家代表发言完毕后，按惯例是签约仪式。武汉举办方却临时加了一项议程：逐个回应企业代表的发言，“当场就给我们安排好了”。汪博伦尽管身为湖北人，却也并不了解武汉的产业区划，在发言时“还不知道被如何安排”。然而不久后得到的回应是具体的，“你们这个（项目）肯定是东湖高新区嘛”，并列举需要的配套服务，还帮汪博伦逐一对接了“光谷（即东湖高新区）的领导，做产业投资的和行业的前辈”。

“我真切感受到武汉太了解我们是干什么的，我们想要什么东西，需要什么支持。”汪博伦对南方周末记者感慨，“各位领导听完了之后马上能get（领会）到我的信息，马上能够理解。”

会场的座位以U字形排列，来自武汉的党政代表和来自广州、深圳的中小型企业代表分列两边，面对面而坐。这种座位的摆放方式，和许多招商活动类似教室座位的摆放方式很不一样。U字形座位中间留存着很大的矩形空间，似乎也暗含办会者传达的信息，政府和企业代表间的对话存在很大的空间，“可以大胆提意见”。

而座位上准备的纸袋中，还装载着武汉市委市政府的体贴：一份覆盖武汉全市的招商地图。地图上详实地标注了每一个产业园区，以及其招商指向的重点行业。武汉拥有41个工业大类中的36个大类，其中包含光电子信息、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生命健康、高端装备和北斗导航等五大优势产业。5月上旬的两场活动，共签约项目103个，签约金额达2838.51亿元，涉及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生物医药和大健康、智能制造、高端装备、现代金融、商贸物流、文化旅游等领域。

这些优势产业的指向，绝非地方政府过往“撒胡椒面”般的“规定动作”能够解决的。

“这次招商跟以往不一样。过去的招商重点在规模，在大力投资，这次招商的重点在专精特新企业。”参与筹备会议的广东省湖北商会会长滕华国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从这点可以看出，（武汉的）经济发展处于转型状态。”

2021年10月，武汉市政府发布《促进中小企业“专精特新”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这是全国首个以市政府名义出台的“专精特新”专项行动计划。

“这次（招商）聚焦专精特新，目标很精准，可以看得出（武汉市委市政府）对中小型企业或‘隐形冠军’的增长潜力非常看好。”第一次参与武汉市招商恳谈会的万测设备总裁方先明说。她来参会的目的很简单，了解政策，宣传自己的企业，以及看看有无新的风向信息以调整企业的决策。

专精特新企业是广州场的主题，而在广州场召开前的深圳场，武汉新城被作为最重要的“保留节目”重磅推出。武汉新城是去年事关武汉的重大战略规划，以东湖高新区和鄂州等周边区域为基础的、跨行政边界的“新武汉”被规划为大武汉的未来。

这是武汉普赛斯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的生产人员对大功率VCSEL晶圆测试系统进行装配调试（2023年5月10日摄）。（新华社/图）

“系统性、重塑性的战略机遇”

英雄的城市，建设中的国家中心城市，全国重要的工业基地、科教基地和综合交通枢纽，全球唯一人口超过千万的国际湿地城市……在郭元强的致辞和程用文的演讲中，武汉被赋予多项定义，每一项定义都从不同侧面解答同样的问题：武汉会是企业家投资的理想之地吗？或者说，企业家为什么应当选择武汉？

展示真实而有吸引力的武汉。这是莫大的挑战。深圳和广州的两场活动，参与的企业家代表超过200名。如何讲述真实的、企业家听得懂又听得进去的武汉投资故事呢？

要让企业家在极短的时间里领会到武汉的机遇，并非靠动听的故事艺术。摆在首位的，是身为城市推介者的主官，能否将自己置于与企业家一样的频道。

“几何中心”出现在主官在深圳和广州会场的表述当中。地处全国经济区的几何中心，是官方赋予武汉区位的新表述，是人们印象中“九省通衢”的升级版。

在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陈耀看来，武汉是中部地区规模能级最大的中心城市，具有“九省通衢”的优势，不仅是水运，高铁、高速、航空等立体交通网络也非常发达，能够实现全国范围内的辐射。地处长江水道和京广线“黄金十字”交点，武汉可以在四小时内通达全国主要经济区域。武汉，是中国独一无二的枢纽之城。

枢纽之城的隐藏含义是，由于产业链依托交通布局，故而交通枢纽城市同时也是产业链网络中的“枢纽”。武汉当前拥有41个工业大类中的36个大类，是当之无愧的工业枢纽。据南方周末记者2021年3月的调查，武汉遭遇全城疫情突袭时，江西南昌的江铃汽车正抓紧生产援助负压救护车，却发现一种叫“同步器齿环”的配件库存告急，需要武汉的车间复工调货（南方周末2021年3月12日《武汉：锚定“新沿海”》）。武汉在特定工业门类产业链、供应链的“统率力”略见一斑。

在广州会场，“专精特新”是官方推介的高频词。“专精特新”企业在武汉发展的优越条件被列举出来：地处全国主要经济区几何中心的区位、经济规模有望跨越2万亿元台阶的向好态势、门类齐全而雄厚的产业基础、“每四个人里面就有一名大学生”的创新之城、宜居的绿水青山，以及标杆性的营商环境。

是的，营商环境被提及了。根据官方的描述，武汉市政府将营商环境分解为政务环境、社会环境、法治环境等七大维度逐项优化，已促使武汉市跻身全国营商环境评价的标杆城市。武汉市营商环境的定位是以控制成本为核心。这是湖北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提出的要求。4月3日召开的武汉全市优化营商环境大会贯彻了该要求。

来自政府的数据印证了武汉控制成本的可能：2022年武汉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成本是84.03元，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与此同时，武汉的社会物流总费用占GDP的比重比全国低1.5个百分点；而水电气、用地、用工等要素成本都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另外，武汉新建的商品住房均价在1.4万元每平米左右，价格稳在一定的区间。

“因为武汉是大学之城，我们每年有30万大学生留在武汉工作，要让年轻人在武汉安居乐业，所以把住房的价格始终稳在合理的范围内。”程用文在广州的推介演讲中提到。

推介演讲如同手术刀般精准。这确实是需要企业家感兴趣的内容。在方先明对南方周末记者的描述当中，她选择武汉的理由确实也是程用文提到的交通、人才和营商环境。

她尤其看中武汉市的营商环境。从深圳到武汉，方先明最初的想法是武汉的营商环境“不要跟深圳有太大差距”“不要政府三天两头来找你的茬”。待久了之后，她感受到的是武汉市政府部门的服务意识和办事效率，确实“蛮不错的”，和她在深圳的感受并没有太大差别。

而重新回到家乡的汪博伦，感觉十分惊讶。她没有料到，若芯科技这家初创企业得到武汉市政府关注，给她发送登记的表格，贴心为她润色，她居然真的能够登台演讲。

在受邀企业家代表的发言里，武汉的营商环境被转换成了更多动听的故事细节。这是地方政府招商推介的绝妙尝试，服务对象的现身说法往往比官方推介更加有用。于是，便有了宋昆鸿因政府办事效率太快多了半日假期的故事，便有了万测设备团队混进招商办提交材料得到快速对接的故事，便有了广州投资集团因项目推进顺利追加投资并拉上新的投资伙伴的故事。

武汉已是全球知名的城市，武汉已是一批粤港澳大湾区企业家的共同选择。在宋昆鸿的业务版图里，深圳、成都和武汉是深耕移动终端信息安全赛道的三个支点；在方先明的经营规划当中，尽管国内拥有三十多个销售网点，但研发基地仅有深圳、上海和武汉；而汪博伦从武汉的实验室走出来出国深造，在深圳创业，又将初创企业的“第二支点”放回了武汉。

市场主体的行动正在系统性地重塑着武汉的经济地理。这恰好呼应了郭元强对城市的判断：“发展动能正加快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近年来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中部地区崛起等国家重大战略叠加聚焦武汉，特别是我国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对武汉是一次系统性、重塑性的战略机遇。”

（梁淑怡/图）

与粤港澳大湾区相遇

在深圳会场，创维集团创始人黄宏生谈到了一段往事：上世纪九十年代，刚进入电视机行业的创维集团，找到无线电学院的教授，投资了数百万研发出国内第一代数字机顶盒。当他向主持研发的教授抛出橄榄枝，邀请他带着项目和他的博士班到深圳来时，却得知对方已获得摩托罗拉美国总部的聘用。彻夜难眠的黄宏生，翌日一早便找那位教授的博士生，开出年薪五十万人民币的加码，并帮助解决那名博士生香港科技人才的户口问题。那名博士生最终被说动，帮助创维集团在十年间将机顶盒的市场占有率做到全国第一。

那名与深圳企业相互成就的博士生，来自武汉的华中科技大学。早在二十多年前，在改革开放高歌猛进的时刻，来自武汉各高校的大学毕业生和来自湖北省的劳动者，像是一颗颗齿轮，与全国各地的人才一起转动了珠三角地区庞大的经济机器。多年以来，从武汉高校毕业的大学生对外流向最多的便是粤港澳大湾区，仅在深圳就有超过200万的湖北籍人士在创新创业。2005年开通的武广高铁，向珠三角地区源源不断输送着各行各业的劳动者。作为科教重镇的武汉，以及作为劳务输出大省的湖北，对于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居功至伟。

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曾经提出区域格局“菱形结构”的新论断——连接京津冀地区、长三角地区、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双城经济圈四个“极点”形成的菱形结构，以及菱形内部覆盖的地区，贡献了全国77%以上的经济体量，构成中国经济的重心区域。

站在经济地理的方位看，无论是广州、深圳还是武汉，特点非常明显。

综合多位区域经济学家的分析，广州和深圳地处疆域之南，是面向世界、承接国际性市场要素，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标杆城市，“千年商都”和“创客之都”的美誉名噪全国；而武汉则是一个“中”字，它地处全国主要经济区的几何中心，承东启西、接南连北、通江达海，辐射全国1/3人口的国内大市场，被视为“内循环”的核心枢纽。在人们的印象中，以商贸著称的“大武汉”更像广州，而以光谷为中心、如今规划武汉新城的“新武汉”，则更像是聚焦科技创新的“小深圳”。

武汉独特的双重气质，使得武汉既需要广州，又需要深圳。这句话转化主语同样成立：深圳需要武汉，广州也需要武汉。从中国区域经济变局来看更是如此。三四十年前，遍及珠三角地区的制造业工厂，凭借来自全国各地的辛勤劳动者，在“微笑曲线”的生产和装配环节打拼，让“中国制造”走向全球市场。如今，全球经济贸易的“大变局”来临，中国的制造业需要往“微笑曲线”研发和品牌的两端延伸，争取更高的附加值，才能拥有未来。

综合多位企业家代表的研判，在前述背景下，武汉和粤港澳大湾区企业便拥有了“双向奔赴”的基础：广深的市场主体需要在武汉掌握更多研发和生产的资源要素，而武汉需要广深市场要素的导入推动城市经济的壮大和转型。

从广深向北，自武汉向南，企业家们需要帮助中国制造业回答的问题是，如何推动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的现代化。这需要专精特新企业在细分领域的努力，需要地方政府的创新政策，需要头部企业的区域性布局，更需要普通劳动者和中高端人才的共同奋斗。

在面对武汉市主官的发言中，宋昆鸿坦言，他的企业是深圳本土的高成长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面临的诱惑还是不少的，但是企业对外投资是极为谨慎的”。他选择武汉投资，“理由也很简单，但也很充分”。这些理由包括交通区位，包括科研人才，包括营商环境，也包括武汉雄厚的产业基础。

雄厚的产业基础并非一句形式主义的空话。近年来的实践案例显示，从传统的服装批发产业，到高端的半导体产业和生物制药产业，再到时下炙手可热的新能源汽车领域，武汉之于广州和深圳的企业家和从业者都有相当的想象力。产业结构的高度“适配性”，让武汉和两座一线城市得以紧紧联系在一起。

在陈耀看来，在产业结构上，湖北和广东还有很强的产业“互补性”。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广东一直吸引着大量的中小型企业，湖北更多的是大型国企。从完善产业结构体系的角度来讲，专精特新企业将为湖北注入更多的活力。

在汪博伦的构想中，深圳可以做更多“先行先试的事情”，有更大自由度去冒险创新，处在更上游的位置；而武汉，则“一边有人才去设计去实验，一边有非常高效率的产能去生产，把整个产业集群做出来”，形成良好的互补作用。

而武汉市政府提供的“中试”平台，恰恰处在汪博伦构想的“冒险”和“生产”之间。在创新链条当中，实验室阶段负责做出产品的原型，而制造业工厂则负责规模化生产，两者之间需要一个中间环节，将产品原型放到不同场景中测试，进行小批量生产，将产品功能和质量稳固住。

在官方推介中，这是武汉市政府方面提供的重要公共服务。

早在2020年春季，由于疫情封控，越来越多的“档主”选择将生意搬回湖北。这使得毗邻武汉市区的天门市岳口镇服装行业“忽如一夜春风来”。据当地媒体《天门日报》报道，岳口镇的“回流”人群主要来自珠三角地区，并有不少人提出要打造天门和湖北的“中大”（“中大”即中山大学，该校主校区附近有著名的中大布匹市场）（南方周末2021年3月12日《武汉：锚定“新沿海”》）。如今，武汉市打造的“时尚武汉”，正是在广州服装批发行业北移浪潮中进行的。

服装行业的转移并非从广州到武汉周边的零和博弈。湖北省统计局原副局长、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叶青注意到，一家叫“泽塔云”的元宇宙服装设计企业和一家叫“领晟旺链科技”的智慧供应链企业，正在改造着传统的服装行业。

高新企业的布局则更多。武汉市政府的数据统计，2016年以来，粤港澳大湾区企业在武汉投资亿元以上项目有300多个，投资总额近1.2万亿元。华为、腾讯、比亚迪、顺丰、华星光电、迈瑞医疗等一大批龙头企业在武汉都有重大布局。

被期待的还有来自南方的改革开放精神。滕华国就认为，武汉的营商环境建设还需要向广州和深圳学习，其根本在于不仅将服务市场主体视作一种考核绩效，而是“从内心出发的、真诚的自觉”，以及为城市的荣誉而战的使命感。要从内心真正地想当市场主体的“店小二”，有求必应，无事不扰。

方先明也希望将特区的改革精神带进武汉。她希望带进的是两句话，一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二是“空谈误国，实干兴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