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大学同学毕业出路分化那么大？

郑雅君 （受访者提供/图）

大学里的“直觉依赖者”和“目标掌控者”

郑雅君18岁时，在家乡甘肃张掖有着内外统一的认知：她少年丧父，自强坚韧，高考成绩列全省第40名，进入百年名校复旦大学。

18岁之后，在复旦社会学系，郑雅君认为自己是个异类。她度过了失魂落魄、格格不入、倾尽全力的四年，认为身边同学自信耀眼，校园规则（在线选课、书院制等）晦涩难懂，自己不仅一无所长，还不知道该做什么。她对大一的记忆，只剩下选修了好评如潮的“社会学导论”，却听不懂教授的旁征博引，“这更让我确认了自己的差劲。”她说。

她用三年的时间去追赶想象中的“同学”，在大四获得香港中文大学的交换机会——比多数同学晚了一年——却再次遭遇冲击。“粤语听不懂，英语也听不懂，和其他同学的差距也更大。复旦的同学已经开始找工作、升学，我还在香港浑浑噩噩。那学期压力非常大，睡不着，大把大把掉头发。我反复想我要干什么，又觉得我什么都没准备好。”

因年纪相仿，亦是校友，我与郑雅君经历了同样的大学环境：大一适应期，大二搞成绩搞社团，大三去交换去实习，大四开学即面临秋招、保研和递交海外申请。这紧锣密鼓的节奏不是每个学生都能踩准的，郑雅君就慢了一拍。

但郑雅君是幸运的。在她拉抽屉般的自我怀疑中，复旦展现出了支持性功能，为她提供了缓冲区：教授建议她继续读书，并推荐她去复旦高等教育研究所做研究助理；她延毕一年，停止乱打乱撞，沉心读书，后通过保研进入高教所读研。

郑雅君决心通过研究解决自己的困惑：社会出身对个人的影响如何延续到大学阶段？她在学习中确认，寒门学子在大学所经历的周折和迷茫，并非奇异的个例，而是结构性现象，是低阶层局限的见识和大学里被默认的文化之间的鸿沟所致。

通过对中国南北两所顶尖研究型大学62名毕业生的跟踪个案研究，郑雅君回答了两个问题：毕业出路的选择如何形成，以及家庭背景或社会出身如何造成出路分化？这一研究在2023年春季出版，书名为《金榜题名之后：大学生出路分化之谜》。

在理论视角上，郑雅君将上大学看作是学生在学校里经历社会化、建立自我认同与人生理想、选择生涯道路的关键过程。该研究聚焦于中国的精英大学，原因有二：一是这类大学招生的高度选择性已经控制了学生在天赋和才能上的差异，也因此她的研究对象集中在成绩排名前50%的学生。换言之，这些学生都足够聪明也足够努力，却在毕业出路上仍免不了受到社会出身的影响。二则因其所面临的价值和意义冲突最为尖锐，身在其中的寒门学子可能尤其迷茫。一流大学必须坚持传统的精英教育价值，激励学生不满足于个人功利，去追求崇高理想，另一方面却必须面临社会对其凭借文凭实现物质成功的期待。

在研究前期，郑雅君潜意识认为，不同家庭背景的学生对出路选择有不同的价值偏好，文化差异也就是偏好差异，赋予了影响因子不同的权重。这一预设很快就在访谈中折戟，无法解释个案差异，研究框架轰然倒塌。

“我再去北方大学访谈，再琢磨，发现就是我预设太强了。我预设大家都在做一个理性选择，但其实很多人根本没有在理性选择的框架里做事。”郑雅君说，“他们的成长经历没有赋予他们及时做出理性选择该有的信息和眼界。有的人起点低，弄明白很多事情就是要慢一些。就像我能申请交换时，其他同学已经交换完了。”

郑雅君归纳出两种截然不同的“上大学”实践模式：目标掌控者和直觉依赖者，以此区分名校生在组织大学生活中表现出的思维、认识、评价、行动的不同模式。名校如迷宫，每一条小路（如科研、学生会、社团、实习等等）都各有乾坤。玩家们（学生）在小路之中穿行探索，一边选择自己的路线，一边收集有价值的筹码（成绩、经历、奖项等），直至抵达迷宫出口，用筹码兑换下一旅程（出国留学、国内读研、就业）的入场券。目标掌控者手握地图，穿梭自如；直觉依赖者略知一二，摸着石头过河。

目标掌握者的核心特征就是了解大学及劳动力市场中的制度和非制度性规则，有意识地树立职业生涯目标，并一步步靠近目标。比如打算毕业找工作，就要有意识地积累目标行业的实习经历，将成绩保持在一定水平，如果要出国读研就努力提升成绩和学术经历，弱化与此无关的投入。而直觉依赖者则是无意识地陷入无目标状态，主要依靠直觉和旧有习惯来组织大学生活。比如有的人会想当然地以为大学的主要任务就是好好学习，参与实习实践就是“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