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血液学发展史纪录片全国首映 | 历史长河里的奠基人

鲜红的血液，流淌于每个人的身体，但在很长一段时间，没人能读懂血液在人体中无声的信号。1673年，人类在显微镜的帮助下第一次观察到了血液中的红细胞，而白细胞、血小板这些血液中的有形部分，直至百年后才被系统性地认识。

血液的功能是什么？它会出现怎样的变异？如果连通全身各个器官的血液生病了，我们还能怎么办？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血液学研究者从这些疑问出发，逐渐摸索出一条道路。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从零开启一门学科考验功底、成本、合作、耐力，甚至是医者们铤而走险的勇气。但踏上这条道路的血液学人没有犹豫，尽管前路漫漫，但他们的目标始终清晰——改变中国血液病患者的命运。

1980年，中华医学会血液学分会成立，先后制定了白血病、再生障碍性贫血、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等疾病的诊断和治疗的专家共识、指南。中国血液学研究者从多个亚专业入手，让众多血液病患者终于能够挺过那个漫长的、无药可医的“寒冬”。

为记录下这些珍贵的奋斗历程，由中华医学会血液学分会、北京康盟慈善基金会、武田中国联合策划、南方周末提供媒体战略支持的全国首部血液学领域的大型医学人文纪录片《创新攻坚——中国血液学发展史》历经三年打磨，于5月15日正式上线。

纪录片将在《奠基》《星海》《曙光》《登攀》四个篇章中，聚合中国血液学历史上的点滴过往——从血液学系统建立最初的文史与手稿资料、原创性技术方案的诞生过程、再到中国广大血液学工作者的自白……在医学知识与人文情怀的融合之中，该片通过四集共约100分钟的记录，讲述一群中国医生在血液学领域筚路蓝缕、攻坚克难的不懈探索。

这些故事的发生在医学历史的长河中或许只是一瞬，但这条路上的每一个人、每一个突破性成就，活在了几乎每一位中国血液病患者的生命进程里。

《创新攻坚——中国血液学发展史》第一集：《奠基》

从“规范”开始认识血液学

“不能得到及时的输血，就会有大量战士由于过多的失血而造成死亡。”20世纪50年代，很多内科医生都面临着一个难题——很多战士伤员要进行输血治疗，但以当时的医学技术，连最基础的血型匹配都难以进行。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学研究所血液病医院副所院长、中华医学会血液学分会第十届主任委员王建祥表示，为了解决战场上战士的输血问题是我国当时建立血液学科研究的契机。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学研究所血液病医院副所院长、中华医学会血液学分会第十届主任委员 王建祥

1957年4月，我国第一个输血及血液学研究所在天津应运而生，由著名血液学家邓家栋教授任所长。1958年，输血及血液学研究所由中央军委总后勤部划归国家卫生部，成为中国医学科学院输血及血液学研究所，担当起领导我国血液学学科建设的重任。

“万丈高楼平地起”，从无到有建立一门学科必然要打下坚实的“地基”。而如果缺乏统一的“规范”，学科的发展也就无从谈起。

王建祥回忆血液学研究所最早一批血液学工作者的奋斗历程，“血液学这个体系上最重要是血细胞，血细胞有英文的名称，但中文名称是什么？怎么样统一规范我们的名称？”除了建立统一的命名外，最早的一批血液学研究者也开启了对白血病的形态学分析，为未来的血液病研究打下基础。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老一代血研所人就本着“立足天津，平战结合”的思想取得了不少创新成就，填补了中国输血及血液学事业的一个个空白。

“我们最早发现了一个特殊类型的白血病亚型，我们叫它亚急性粒细胞白血病，也叫M2B型白血病。”在当时，国内外都还没有关于亚急性粒细胞白血病的报道，中国的发现比国外早了十几年。

这是混沌中照下来的第一束光，王建祥和当时的研究者都看到了眼前的希望。

确定了我国血液体系的命名以及各类血液病诊断的基准指标后，血液学科仍然面临窘境。在幅员辽阔的中国，并没有多少医院成立单独的血液科，系统性的研究更是无处落脚。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学研究所血液病医院前所院长郝玉书回想，如果想要动员更多的医生参与到血液学科的建设中来，就必须让更多的人认识血液学，明白这门学科的长远意义。血研所建立后，在全国各省的医院、医学院和省市的直属医院建立学习班，郝玉书也看到了成立学习班带来的改变：“这些人回去以后，把各省的血液病学科都建立起来，很快各个省血液科都独立成科了。”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学研究所血液病医院前所院长 郝玉书

1980年，中华医学会血液学分会正式成立。从此，中国的血液学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

改革开放的年代中，许多青年才俊在海外留学进修后回归祖国，为我国血液学的临床和科研队伍注入新鲜的活力。国际学术交流的大门打开，勤勉的血液学研究者积极地从中汲取经验，结合中国血液学患者的实际情况，探索出属于中国血液学自己的独特道路。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学研究所血液病医院所院长程涛在职业生涯中清楚地感觉到，“在基础血液学这个领域，我们逐渐弥补了过去力量不足的状况”。程涛对未来亦有所期待，“我想我们在血液学领域的科技战略力量一定会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和我们自身力量的提升”。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学研究所血液病医院所院长 程涛

“什么病威胁最厉害，我就应该攻什么”

如果中国血液学建立最初的关键词是“追赶”，那么在第一个十年里，血液学人也同样把目光聚焦在了“创造”。他们相信，“创造机会，患者才能得到更多的生存”。

上世纪70年代，人类与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仍然进行着艰难对抗。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药剂师韩太云在一次黑龙江林甸县的巡回医疗中，偶然发现当地公社卫生院提炼砒霜、轻粉（氯化亚汞）和蟾酥等剧毒之物，用来治疗各种癌症和结核病。这是一个大胆而冒险的尝试，却也让当时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医生们看到早幼粒细胞白血病治疗的转机。

哈尔滨血液病肿瘤研究所所长马军回忆到，当时医生们看到这个方法很兴奋，但对于砒霜等剧毒药物的使用万万不能冒险，需要进行缜密的研究与实验。“（药剂师）在1971年3月份就制备了纯的三氧化二砷（砒霜提取物），在关继仁教授、金镇敬教授、徐敬肃教授、张亭栋教授、孙鸿德教授一代接一代的研究中，直到1973年才报道发现它对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M3是最有效的。”

哈尔滨血液病肿瘤研究所所长 马军

马军把三氧化二砷的发现视作“中国自豪”，“三氧化二砷是中国首先发现的，并且其治疗M3白血病的研究也是中国最早报道的，这个是全球都肯定的。”正是这样的脚踏实地的创新为中国血液病患者不断创造生命的奇迹。

创新是中国血液学发展的加速器，而血液学研究者们前进的动力不仅来源于科学追求，更是为了能够为那些被认为是罹患“不治之症”的患者带去新生的希望。

1976年，北京儿童医院的儿科医生胡亚美在从医的第29年，无意中阅读了一份叫做《北京市1974-1976年儿童健康调查报告》的文件。报告显示，白血病已经成为北京市第二到第三位威胁生命健康的疾病，并且严重影响着国家儿童的健康。

这份文件改变了胡亚美的一生，她在当时就下定决心：“什么病威胁孩子最厉害，我就应该攻什么。”1977年，胡亚美和课题组人员一起，利用当时仅有的几种抗癌药物，开始了临床试验治疗，尝试制定白血病本土化治疗方案。

“因为没有资料可以借鉴，只能我们自己摸索。”中华医学会儿科分会主任委员王天有形容最初的那段与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儿童血液肿瘤学开创者胡亚美共同奋斗的时光，“我们可能和国际有二三十年的差距，所以这个对胡院士来讲是一种非常非常大的历练。她的很多的经历是在寻找药物，寻找治疗方案。”

中华医学会儿科分会主任委员 王天有

王天有介绍，急性白血病患者完整的治疗周期一般在三年左右，如何观察病人的病情进展，用什么方案，这些内容需要依托病人过往的治疗方案。“胡院士带领我们老一批的专家摸索经验，她用坐标图来画出曲线，把病人三年的情况，比如血色素、血小板、白细胞、抗菌素这些内容都直观地呈现出来。所以当病人来复诊的时候，我们拿出大表格就知道病人走到哪一步，他需要的是什么，目前存在的困难是什么。”

就这样不断探索、不断总结、不断修改方案，在胡亚美和团队的不懈努力之下，全病程管理的思路让越来越多的幼小生命得以摆脱白血病带来的死亡阴影。

1982年，北京儿童医院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的五年无病生存率，提高到了53%；1992年，提高到了74%；如今，已达到80%以上，处于国际领先的水平。

胡亚美说：“我现在已经有460多个病人活过五年了，有311个活过八年了，就是没问题了，有差不多150个走上工作岗位或者上大学了，也有20多位病人已经结婚了，有17个白血病孩子生了20个孩子。我现在非常高兴，因为我孙子孙女多极了。”

前人有梦，吾亦有梦

“传承”与“创新”，是中国血液学数十年来不变的关键词。血液学人始终牢记，“要不断地汲取知识，再丰富自己的经验。才能够更好地治疗病人。”

行而不辍，则未来可期。

当镜头转向1978年的上海，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血液学分会第五届名誉主任委员王振义也在这个时期找到了新的研究方向。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血液学分会第五届名誉主任委员 王振义

当时，以色列学者在一篇研究论文中证明了在一定条件下，白血病细胞能够发生逆转，恢复成正常的细胞。王振义沿着这个思路继续思考，“这个途径最现实的方法是诱导分化，使得坏的细胞成长为好的细胞。”王振义把诱导分化疗法的研究重点聚焦在全反式维甲酸——一种当时只有中国才有，但是用途仅限于皮肤病外涂治疗的药物。

研究面临着来自技术、设备、人员的巨大压力，它听起来是个天方夜谭的想法，但王振义还是扛住一切，带着几名研究生默默开始了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的诱导分化研究。

1986年，上海市儿童医院血液科收治了一名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的患儿，小女孩高烧不退，出血不断。当时，王振义的夫人谢竞雄正是她的主治医生。在一切已有治疗方法都已经行不通时，王振义大胆提出尝试全反式维甲酸诱导分化疗法，反对声也随之而来。

“病人已经到了死亡的边缘，你如果说能够拿药给她救回来，她的家属和病人自己肯定是非常开心，也非常愿意的。”王振义当场表示，“我敢担这个责任。”

“奇迹”真的发生了。在使用全反式维甲酸治疗一周后，小女孩的体温下降，身体各项指标趋于正常，王振义成功从死神手中夺回了患者的生命。经此一战，王振义和他的学生们，又一起创造性地提出全反式维甲酸联合三氧化二砷的治疗方案，使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这一曾经最为凶险的血液病，五年生存率从10%提升到了97%以上。

该成果被誉为“上海方案”，并被国际权威指南指定为一线经典治疗方案。

在职业生涯的早期，王振义看到不少白血病人很快就去世了，尤其是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的死亡率就很高。“今天你收了这个病人，你过一两天再去看他，可能他就已经去世了。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刺激，我作为医生本来就是要救活病人的生命，但是疾病不会听我的话。”

王振义记住了这种无力感，也致力于让每一位患者能够有机会摆脱这种无力。“上海方案”诞生后，为了让更多的白血病患者以低廉的价格买到全反式维甲酸，王振义并没有为其研究成果申请专利，他希望未来更多的人能够从药品中受益。“一个科学家他不在于说‘我要有什么奖励’，他看到自己的成果能够为国家作出贡献，为病人作出贡献，这是他最大的快乐。”

在2021年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研究生开学典礼的现场，王振义告诉台下那些即将踏入并引领医学领域的下一个十年的学生们：“我们人生中有很多机会，这个机会是靠你勤奋工作得来的，而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它是端正的思想和勤奋学习的结果。”

“要做一个清贫的牡丹。”九十多岁高龄的王振义，这样告诉未来的医者们。

这是中国广大血液学工作者勇探未知、勤学奋进的一个缩影。当中国血液学闪亮的拼图一块一块被聚合，我们发现它不仅是一段关于中国血液学的故事，更是一个后人接力，创造奇迹的过程。从“一无所有”走到“百家争鸣”，正是经过数代人不计得失，敢于拼搏、敢于承担的创新与传承，而今才能缔造一艘拯救血液病患者于病痛的“诺亚方舟”。

历经了四十余年发展的中国血液学在今天仍然算得上是一门“年轻”的学科，而当我们把这些重要的时间点连接起来，血液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都贯穿其中，《创新攻坚——中国血液学发展史》是见证也是起点。其中呈现的每一种态度、每一个人、每一段故事，都汇成了人类为健康而奋斗的历程中一股热血而振奋人心的力量，鼓舞着后人，也终会被时代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