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人类学家萧凤霞：在“华南”之外，还有一个更宽广的“中国南”
她形容自己是一位“不安分的人类学家”，常常想要挑战既有研究范式，在碑林、族谱、祠堂和村民的诉说中，寻找历史与当下重叠的暗影，揭开掩藏在日常背后权力的呢喃低音。
“人家常常问我，你做了几十年南中国的研究，为什么你现在跑到中东和非洲去了。我说没问题的，对我来讲中国不是一个固定的地方，而是一个过程，哪些过程最有意思、最有需要研究的地方，我就去哪儿。”
“人类学最要紧的就是培养同理心，了解和尊重他人……别让界限定义你，应由你自己定义你的界限。这些都是让我们可以被称为人的最大公约数，可以达到这个境界的话，你的学术就有了普遍的感染力，这也是我从文学中悟得的道理。”
责任编辑：李慕琰
视频接通时，萧凤霞教授正坐在办公室书桌前，微微倾身，低头调整电脑的音响设备。
她穿一件白色针织衫，短发齐耳。有人曾开玩笑，“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科大卫和萧凤霞说普通话。”采访这天，将近三个小时，萧凤霞始终用普通话作答。她时而微笑，说话轻声细语。
萧凤霞是耶鲁大学人类学系教授，曾任该校东亚研究委员会主席，是当代最杰出的华人人类学学者之一。她1950年出生于香港，1960年代末负笈美国，本科毕业于卡尔顿学院，在斯坦福大学取得东亚系硕士和人类学博士学位，师从人类学名家施坚雅。
萧凤霞是耶鲁大学人类学系教授，曾任该校东亚研究委员会主席，是当代最杰出的华人人类学学者之一。2022年7月，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她的新书《踏迹寻中：四十年华南田野之旅》，这是萧凤霞第一部中译本作品，内容涵盖这位国际知名的香港学者近半个世纪以来在南中国的田野调查和智思之旅。
萧凤霞1950年生于香港一个商人家庭，祖籍番禺。祖父曾在广州经商，后迁至香港，萧凤霞自幼便目睹穿梭往来于家中的广东、香港和外国商人。她1960年代末负笈美国，本科毕业于卡尔顿学院，在斯坦福大学取得东亚系硕士和人类学博士学位，师从以“市场体系理论”和“宏观区域理论”深刻影响中国研究的人类学名家施坚雅。
作为1970年代最早在中国大陆从事严肃田野研究的学者，萧凤霞与科大卫、陈春声、刘志伟等人被视为明清史、区域社会史和历史人类学领域华南学派的开创者和领军人物。
作为1970年代最早在中国大陆从事严肃田野研究的学者，萧凤霞与科大卫、陈春声、刘志伟等人被视为明清史、区域社会史和历史人类学领域“华南学派”的开创者和领军人物。她形容自己是一位“不安分的人类学家”，常常想要挑战既有研究范式，在碑林、族谱、祠堂和村民的诉说中，寻找历史与当下重叠的暗影，揭开掩藏在日常背后权力的呢喃低音。
四十余年来，她的田野地点从新会、中山、广州……发展到今天的印度洋、中东和非洲，步履不停。此外，她又对教育界贡献颇多，曾受邀出任欧洲、亚洲和香港多个地区学术拨款委员会成员；2001年于香港大学创建香港人文社会研究所，推动跨学科、跨地域研究课题。
四十余年来，萧凤霞的田野地点从新会、中山、小榄、广州发展到今天的印度洋、中东和非洲，步履不停。图为2011年在贵州的田野。
著有《弱者的武器》《逃避统治的艺术》的美国当代著名政治人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 是萧凤霞在耶鲁大学的同事。1980年代，他们曾同在一个供同事参与的读书组中，“起初是想借此机会把堆积案头又未读的书啃掉”，萧凤霞写道。
在这个维持近十年的共同体中，他们同人类学的威廉·凯利（William Kelly）,社会学的戴慧思（Deborah Davis）以及美国研究、法国史、莎士比亚文学的研究者一起进行跨学科对话和阅读，读书组成员关系密切。在本该专注于民族志写作时，萧凤霞转去编了两册关于文学和历史的集子，这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耶鲁的终身教职制度，“斯科特在他的一本书里也宣称，如果他误入歧途，那我们肯定是跟他一伙的！”但这种阅读的探险，孕育出耶鲁日后的农业社会研究课程（Agrarian Studies）, 也为她日后进行跨学科研究埋下种子。
詹姆斯·斯科特评价《踏迹寻中》时说：“（萧凤霞）高明地糅合了民族志、社会结构和文化展演的线索，以其湛深学养展示了丰硕的学术成果，清晰阐明如何援用文化、权力和历史，为华南提供崭新且令人信服的理解。”
反思人类学研究的种子
清晨的办公室阳光明媚，白色的窗框外，一棵大树身躯舒展，有星星点点的绿叶。萧凤霞从香港休假一年后回到耶鲁上课，她已经三年没去华南进行田野调查。“很多大湾区的（田野）项目都停下来了，因为新冠的问题，没办法跑来跑去。”
第一次到广东“跑”田野还是四十多年前。1977年4月，应广东地方政府邀请，萧凤霞同另外九位来自香港的大学教师来到珠三角农村考察。在火红的1970年代，萧凤霞骗导师施坚雅说，“要到广东研究农村的工业化”——实际上却一心奔往华南“找革命”。然而，当她踏进这片土地，看见的却是一片贫穷凋敝的乡村。此后几十年，她不断反问自己，为什么我如此盲目？反思人类学研究的种子从此埋下。
将中国视为一种过程，而非一个地方，尤其关注事物的“结构过程”，是萧凤霞研究的基调。她在几十年间持续深化人类学和历史学的韦伯式转向，亦在1980年代末完成社会科学思考的大转变——她关注个体在结构中的“共谋”行为，“结构化”与“人的能动性”二者是一个充满张弛的动态过程，“从1970年代非常马克思的观念，变成一个非常福柯的观念，权力关系是辩证的、互动的，每个人一起做出来的，不是压迫和反抗这么简单”。
她在《中国作为历程》一文进一步点明了这种思考的变化：“透过一个区域建构的民族志遭遇，旨在挑战我早年受教育、支配20世纪社会科学那些静态、实证的二分法范畴……文化、社会、国家整体、人口、地方等，并不是天生就有、早就存在、不能逾越的实体。相反，它们是由充满经济利益和权力驱动的人的行动及其道德想象而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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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胡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