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还能继续一手遮天吗？——冬日围炉话海啸﹙六﹚

■局内局外 身后身先

这种信念的不靠谱，可以打个简单的比喻：杨白劳觉得只要喜儿能够到黄府打工，工资不发没有关系，总有一天黄世仁会还钱，那时喜儿就有嫁妆了。穷人的这个朴实逻辑未必通得过黄世仁的体系，尤其是借据、白条由黄来写和执行的

“每个人为自己，每个政府为自己的国家。”

“欠你一百元，问题在我；欠你一百万元，问题在你；欠你一百亿元，问题在大家。”

“不能永久持续的东西就不会永久持续下去，但能不能长久持续，该不该长久持续？”

上面三句引语，都是前贤说了多次的话，我们略作加工而已。第一句是常识，却常被人搅浑，特别是在“全球化开放”的今天。第二句话是目前困境的写照，一边是美国人不遗余力地透支消费，巨额的积欠，另一边是中国为主的新兴经济体不遗余力地生产出口，巨额的积存。由穷国常年资助富国消费，已是匪夷所思，演变成目前的巨大规模——中国外汇存底仅美元就超过1.6万亿，绝大半存放在美国，眼下约值11万亿人民币，全年GDP的一半，更是令举世困惑。真要换回人民币时，可以预计，它们会大幅缩水，因为我们贷出的美元，是借方美国可以依法印制的纸币。这个状况令双方都很头痛，难以长久持续，即便能够，又怎么划得来？

超高的金融杠杆率之外，金融海啸发生的背景是三十年来的全球化，这是它的第二个关键特征。在托马斯·弗里德曼的《世界是平的》一书中，被许多人忽略的核心意思是：作者自己的孩子能不能够在新的竞争格局下保持他们的优势？简言之，能够继续赚得全球最多？当弗里德曼看到班加罗尔（印度的硅谷）汹涌的上班族，数以百万计的年轻人，同样智慧、受到正改进的训练，然而更勤奋、更富激情和雄心、更愿意忍受牺牲，摩拳擦掌地急切投入竞争一杯羹，来迅速改善自己生活时，他的担忧是再自然不过的。

别说美国人的下一代不会去务农，干农活他们肯定不是墨西哥移民的对手；他们也不再能在制造业混得一口好饭，凭什么装配同样一部汽车，美国工厂的蓝领的薪酬要比在美国设厂的日本工厂的同胞高出30%，比日本的蓝领高出60%，更比设在上海的美国汽车公司的蓝领高出6倍？这个基本的难题，不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