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全球史是彼此联系的历史

（Billy H.C. Kwok/图）

葛兆光

现任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及历史系文科资深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东亚及中国思想、文化与宗教史。代表作有《中国思想史》（1998、2001）两卷本、 《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2011）、《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燕行文献札记》（2014）、《历史中国的内与外》（2017）、《亚洲史的研究方法》（2022） 等。

有人说葛兆光并不是那种“登高一呼”的知识界领军人物。但是自上世纪80年代进入学界以来，他“以近乎苦行般的思想耕作和敏锐深刻的问题意识”，在中国学术史、思想史以及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历史文化定位等问题上都有着精深研究和卓越见解，从而搭建起当代学术史上极有分量的一块版图。2023年初推出的新著《声回响转》，便是他近年来对这些学术领域重大问题的思考和回应；他组织二十几位年轻学者一起编写的《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也即将面世。这本书在同名音频节目基础上完成，该节目在两年半里达到几百万次收听，影响力可见一斑。

1960年，10岁的葛兆光随父母一道自北京下放到贵州的小县城凯里；1968年初中毕业后，他又到苗寨当知青，和语言不通的苗族人民打交道。他种过地，也在砖瓦厂、农药厂和供销社当过工人， 直到1977年恢复高考，他考入北京大学，1978年离开生活了18年的贵州。这段处于边缘的经历让他认识到不一样的“中国”。这或许也是他后来学术生涯中始终贯穿的去“主流化”、去“中心化”意识的根源。

上世纪80年代他开始进入学术界。在悠长的学术生涯里，葛兆光教授不断转换研究领域，研究方向发生了几次重大转向。从早期对宗教和中国文化的研究，到1990年代对中国思想史的关注。在两卷本《中国思想史》里，葛兆光将探究的目光从精英身上往下调，更加注重“一般知识、思想和信仰”，从而打破了思想史研究的陈规定式。2006年，葛兆光来到复旦大学组建文史研究院，又开始着手推进“从周边看中国”的研究项目，以“亚洲”作为背景重新反思对“中国”的认知，他希望在历史中理解“中国”。

“做到这一点，不仅需要对周边国家史料竭泽而渔般的阅读和汲取，还需要新的学术关怀。”这份关怀的背后是葛兆光力图寻找一种“超越国境的历史观”的努力。最近几年，他又把“中国”置于一个更广阔的时空里，在全球文明交流的视野中，重新观察、讨论，带领我们进入“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

“大家闭上眼睛想象一下，如果你到了遥远的太空，就像李贺《梦天》里说的，‘遥望齐州九点烟，一泓海水杯中泻’，可以一眼览尽我们这个七分是水、三分陆地的蓝色星球，这地球上面哪里有什么一道道的国境线，有什么大小圈圈的城市，各国怎么会是不同颜色？如果我们更闭上眼睛想象一下，当你身处遥远的太空，能够看到整个地球，你又仿佛神灵一样，可以把时间压缩起来，亲历整个悠久的历史，那么你会看到的是什么？是古往今来的各色人等像小人国的小人儿一样，几千年一万年，在这个星球上来来往往，打仗、迁徙、耕作、贸易、祭祀、生儿育女，船只在海上来来去去，各种车在驿道上走来走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山谷多次变了高陵，沧海几度变了桑田……”在这个全球史音频课程的开篇，葛兆光用一段诗意浪漫又胸襟宏阔的语言告诉听众，真实的历史是流动的，是穿越的。这样的一部全球史，是人类彼此联系的历史，不是被“尔疆我界”禁锢的历史。

对当下的关照，也自始至终贯穿于葛兆光的历史思索。作为一名历史学者，葛兆光坦言，近些年来，他对现实的关切更为迫切。他形容自己“曾在背后的大门里头，看到过长长的历史和我们走过的路”，这条路由过去的历史经验、历史记忆、历史教训凝聚而成；“也明白我们好不容易走到门口，当然应该向大门外面继续走下去”。

1981年，葛兆光在八达岭长城（受访者提供/图）

音频节目“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

南方人物周刊：您最近几年一直在倡导“全球史”。它的具体内涵是什么？与我们之前熟悉的“世界史”（World histroy）有什么区别？

葛兆光：让我先从“世界史”在中国的历史讲起。

在中国，开始改变“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知识和历史书写，认真了解中国之外的世界，应该说是从19世纪中叶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开始的。像林则徐《四洲志》、魏源《海国图志》、徐继畬《瀛寰志略》等，都说明那个时代的知识人要“睁开眼睛看世界”。

而中国人真正了解世界史，首先，是来自传教士对欧洲的世界史著作的编译，像郭实腊（Karl Friedlich Gutzlaff）、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和麦都司（Walter henry Medhurst）的书。你可以特别注意1900年广学会出版的《万国通史》，因为它的影响很大。其次，明治时代日本模仿欧洲的世界史著作也被翻译过来，像冈本监辅的《万国史记》在知识界就很流行，也曾经当过学校的教材。更重要的是，由于1894年甲午战败、1898年变法失败、1900年义和团之乱，晚清朝廷不得不从政治、制度和教育上大改革，这时候，“万国史”、“外国史”或“世界史”的课程，进入官方主导的学校教育。1904年，官方规定，除了中国历史，大学必须讲授“万国史”，中学要讲授“欧洲和美洲史”。在这种历史大变局中，中国被迫进入世界，“世界史”这门知识也顺势进入中国。

晚清、民国以来，中国的“世界史”在研究、训练和教育方面，主要受到欧美、日本的影响，后来又受到前苏联的影响，一直存在一些明显问题：第一，由于世界史的内容非常复杂庞大，所以，一直采取的是国别或区域历史相加、用“拼图”的方式组合成世界史，因此，国与国之间、区域与区域之间的交错、互动和联系被忽略了；第二，在普遍认知和学科设置中，“世界史”（或者叫“万国史”/“外国史”）和“中国史”是被分开的，在中国的大学中学里，世界史似乎主要是中国以外的外国史，所以在中国形成了我们批评的“没有中国的世界史”和“没有世界的中国史”——中国和世界的历史好像互相不沟通，唯一互相沟通的，叫作“中外关系史”；第三，世界史叙述的基本脉络和分析重心，受到西方的文明进化、发展进步的历史观和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史观、苏联的社会五阶段论等影响，使世界历史的变迁，仿佛有一个固定的“规律”或“目的”。

因此，1990年代“全球史”的概念进入中国之后，就引起了学界的很大兴趣。全球史强调超越国境的联系、互动、交错，正好在某种程度上修正了过去“世界史”的几大问题。只是“全球史”的门槛很高，给学者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他们不能只是一国历史的专家，需要更广阔的视野，善于发掘被国别史遮蔽的历史文献、考古资料甚至人类学调查。同时也要求中国史学者必须把中国放在周边甚至全球背景下去理解，世界史学者要把全球历史和中国史联系起来考察。所以，现在中国学界还没有好的宏观的全球史著作。

但是，学界大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