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慢性疾病自报率低，健康不平等如何影响我们？

马晓晨，北京大学中国卫生发展研究中心助理教授，副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卫生经济学会公共卫生经济专业委员会委员。2015年博士毕业于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斯坦福大学联合培养。

2020年，学者马晓晨在基于北京大学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的数据分析城乡居民共病的疾病谱差异时发现，城乡之间中老年人自我汇报的慢性疾病有很大不同。在城市，排名前三的疾病是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农村自报比较靠前的则是疼痛类疾病，比如胃痛和关节痛。但实际上，从客观的流行病学调查来看，高血压、糖尿病这类疾病的发病率在城乡是一样的。这个发现，成为他正在主持的国家项目（《基于行为经济学理论的农村心血管代谢疾病健康管理模式及政策优化研究，2022/01-2025/12》）的其中一个线索。

农村人群自我汇报的发病率为什么比城市低？

“这背后显示出城乡之间基本卫生服务可及性差异所造成的疾病知晓率、治疗率和发病率的差异。而且，疼痛在医学关怀里属于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不是简单的创伤，为什么农村的中老年人自报的都是疼痛类，这也引人深思。这些巨大的系统差异都反映了城乡之间高效优质的卫生服务可及性的差别。”马晓晨说。

城乡之间健康的系统性差异，也出现在他多年前对农村儿童眼健康的调研中。

2011年，马晓晨在西部农村地区的学校调研时发现，班上的孩子们喜欢眯着眼睛看黑板。类似的场景与他在城市里观察到的迥然不同，“城市学校每个班里总有几个戴眼镜的孩子。”他好奇这个差异背后的原因，与农村学校的校长聊起，对方不以为意，“我们的孩子眼睛好得很。”

“其实真不是。”马晓晨后来与团队调研了西部地区的252所学校、超过两万名学生，结果显示，近视的孩子中超过85%的人没戴眼镜。这与麦肯锡于2019年发布的报告《在一代人的时间内消除不良视力——2050年如何消除未矫正的屈光不正？》里描述的情况相吻合。报告显示，2018年全球共有27亿人的不良视力未得到矫正，其中中国人群占比22%，约为5.9亿人，位居全球第二。

2012至2014年，马晓晨与研究团队设计了一系列干预实验：在西部地区免费分发眼镜，做健康宣教帮助当地学生改善视力和心理焦虑。后来他将这项实验写成博士论文，并以此获得北京大学中国卫生发展研究中心的教职。

自2009年在美国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起，马晓晨的研究始终围绕健康不平等，“我们提倡全民健康，但怎样让更高效优质的卫生服务覆盖到更广袤的农村地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不只是农村儿童的眼健康，最近几年，在老龄化的背景下，他的视角同样瞄准农村人群多重慢病的管理模式及政策优化。以他2023年正在做的关于农村心血管共病的项目、2018至2020年针对农村老人白内障问题的项目为例，他发现尽管医学在这些领域取得了巨大进步，但许多人患病后未能“早诊早治”。“在约定俗成的社会规范下，许多老人把自己的需求摆在相对靠后的位置，健康需求尤其更后。”种种观察让他看见数据背后的人性（humanity beneath the data），并愈来愈理解单一干预实验不起效果的原因。

《南方人物周刊》近期采访了马晓晨，对话由他针对农村儿童眼健康的一系列干预实验开始，谈及农村儿童和老人的抑郁比例、医疗体制改革背景下公共卫生治理的碎片化，以及一个研究者在健康不平等现实下的无力和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