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光倒影】在旷野有声音喊着说

【电光倒影】

伊斯特伍德越到晚年，风格越是沉郁、透彻，灰白、平缓。这是部伟大的电影，取材于1928年的“怀恩·威尔虐杀儿童案”。许多议题在我心中拥挤，一篇短文中，不知拿出来说与不说。

1920年代的洛杉矶，单亲妈妈克瑞斯汀娜7岁的儿子华特走失了。几个月后，警察送回一个声称自己是华特的孩子。但孩子的身高、牙医记录、对老师同学的记忆，甚至被割掉的包皮，都显示他是人家的孩子。几个回合后，警方为了掩饰错误，将克瑞斯汀娜扔进了精神病院。

那里还有许多被警方扔进来的人。公共权力与心理学的结合，构成了现代社会最强势的一种世俗宗教。当警察和医生合谋，则形成解决人的问题的“伪祭司”群体，一个荒诞的后果，就是私人知识（无论是信仰还是母亲的情感与记忆）开始丧失合法性。

这是我舍不得打住的话头。不过伊斯特伍德拍的，并不是另一部《飞越疯人院》，也不是新版的《洛城机密》。因为有一个声音，一开始就很突兀地介入了进来。布里格拉伯，一位长老会的牧师，在华特失踪两周后的主日布道中高声宣称：克瑞斯汀娜虽不是这间教会的会友，却一样是这座罪恶城市的市民。我们一直为她祷告，也希望警方继续努力。但是，“鉴于洛杉矶警察局是落基山脉以西最腐败、最无能、最不知羞耻的政府机构，我不能信任他们”。

牧师主持一个电台节目，他的布道也在电台直播。警方恨死了他。几个月后牧师给克瑞斯汀娜打了电话，说我们该见个面了。他说，我一生的使命就是揭露这座城市的罪恶。每天，在臭水沟，在精神病院，都有被抬出的尸体。克瑞斯汀娜回答，我没那么高的目标，只想我的孩子回来。布里格拉伯牧师说，你的孩子不是第一个，但你若作出上帝喜悦的选择，他可能是最后一个。克瑞斯汀娜被关进精神病院后，布里格拉伯牧师在广播中发起了声援运动，直到他带着律师去精神病院将她带了出来。

不久，连环杀人犯怀恩·威尔和近20名儿童的遗骸被发现。在接连的听证会与诉讼中，市民走上街头，支持这位坚毅的母亲。警察队长被解职，终生不得录用。

影片对怀恩·威尔的描绘也惊心动魄。因为3个孩子曾逃出去过，当时又没DNA技术，克瑞斯汀娜宁愿相信华特没死。法庭上威尔冲到她面前说，我没有杀华特。这强化了她的执拗。结案后，她仍继续寻找她的孩子。

威尔被执行绞刑前写信给她说，如果克瑞斯汀娜愿见他最后一面，他将说出真相，帮助她恢复正常生活。当克瑞斯汀娜站在他面前时，威尔彻底崩溃了。他说，我没想到你真来。写信是一回事，当面说是另一回事。我已在神父面前忏悔了，神父说上帝会饶恕我的。我没机会了，我不能再说谎。

克瑞斯汀娜抓住威尔，一遍遍地逼问他。柔弱母亲与杀人恶魔，一个对生的盼望，一个对死的恐惧，天国与地狱、短暂与永恒的倒转，使他们颠倒了角色。克瑞斯汀娜以下地狱诅咒他，威尔竟像一个无助的孩子在恐惧中瘫软。他走上绞刑架，对旁边的神父说，我坚持住了，没有说谎，我会上天堂对吧。他被戴上黑色头罩，唱起了小时候他妈妈唱的歌，叫我听见了这一生从未听见过的一曲《平安夜》。满腔的恐惧，仿佛一个从地狱传回的声音，“平安夜、圣善夜，牧羊人，在旷野。”

布里格拉伯牧师是一位先知式的传道人。最近读《儒家的困境》，汉学家狄百瑞颇有洞察力，他比较《旧约》的先知和儒家传统中的君子，说，真正的君子要对朝廷的不义进行谴责和矫枉。所以君子与帝王的张力，是公共传统中的重要议题。但自我修行的君子和蒙神呼召的先知不同，君子扮演替百姓和上天代言的角色，但他们一没有得到过百姓的托付，二没有从上帝那里获得启示的支撑。因此儒家最大的困境就是悬在空中，两头没有着落。

刘军宁先生读《旧约》，发现先知有两种。一种是宫廷先知，全是假先知，只说君王喜悦的话；一种是旷野先知，有点像今天的公共知识分子。大部分公共知识分子，敢向君王说不，却不敢向所有人说不。旷野先知，就如耶利米或施洗约翰，却是向整个族群、社会和国家说不的。当他们领受一个呼召，上帝要他们怎么说，他们就怎么说。鲁迅差不多是对所有人说不了，但他也和施洗约翰不同。约翰穿着骆驼皮，吃着蜂蜜和蝗虫，愤怒指责君王和民众的罪孽，但他知道，自己对不义的指控并不是一份宣判，而是对悔改的呼召，对恩典的预言。而在鲁迅的生命中，否定的意志强过了爱，对罪恶的指责，就变作了对审判的僭越。

布里格拉伯牧师的形象教会中少见，银幕上也少见。《旧约》时代，先知、祭司和君王是三重分离的职分；《新约》中，都在十字架上的那位基督身上重合了。每一位基督徒，都在基督里领受了这三重职分。大部分牧师是祭司式的传道人，少数是先知式的传道人，就像影片中的布里格拉伯，或现实中的马丁·路德·金，或几百年前长老会的创始人约翰·诺克斯。

布里格拉伯牧师是先知式这一路的传承。在1928年的美国，几乎是一个异数。经历两次大战、铁幕时代、性解放与民权运动后，到1974年，全球福音派教会在瑞士签署《洛桑信约》，才宣称基督徒对时代与文化负有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

怀恩·威尔案之后，加州警察再不能把他们不喜欢或不愿带上法庭的人扔进精神病院了。网上有人问我们离1928年的洛杉矶有多远。媒体、教会、舆论、法庭、听证会，一个有勇气的受害者、一群被鼓励的市民构成了当代“旷野先知”的舞台。但这也不是适宜的议题，我低头祷告，因为我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