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不断流动，不断变化的——美国人的中国观之变迁

2月21日下午，来访的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与清华大学学生有一个小型座谈。这位前第一夫人向来不以亲华闻名，但那天，“她的表现相当谦虚”，组织学生参与对话的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孙哲说。

她先是自我批评，希望中国不要重犯美国在环保方面犯过的错误，又回忆了1979年克林顿任阿肯色州州长时与邓小平见面的情形，赞扬了中国30年来的巨变，最后，在告别时与25名学生和10名专家一一握手——她是如此笑容可掬，“就像竞选时一样”，结果，那些准备了尖锐问题的学生，都有些不好意思了。

8年前，孙哲是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教授，“9·11”事件发生前一个月，时任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的拜登访华，在复旦大学，拜登当着主持人孙哲的面“训示”中国学生：“你们刚刚20多岁，已经忍受了共产党专制统治20多年。……在未来20年里，你们应该得到民主和自由，生活在一个更为幸福的体制中。如果那样，你们就可以大胆地像我们美国学生一样批评我，和我自由对话……”

对于这种反差，你可以理解为时移世易、地缘政治以及中美两国的处境都有了变化，也可以认为这只是美国外交政策中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矛盾的一个侧面，但请不要相信这样的概括，譬如拜登反华，而希拉里变得亲华。

中美建交30年，中国人的“美国观”与美国人的“中国观”都经历了数轮刷新，在孙哲看来，明白中国的自许与美国的期待，是透视中美交往的关键，换句话说，美国人的“中国观”，不仅仅取决于美国的利益与价值，更取决于中国的自身发展。以实用主义的经济视角观之，内外认知相差过大的国家形象，会增加改革的风险，如清华大学教授雷默所言，“任何对中国形象的略微迟疑，几乎都会直接增加中国的成本。在技术方面尤其如此。”

于是我们选择了考察对象，他是位外交官，1950年代从北外毕业进入外交部起就开始从事对美事务，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谈判，他都有参与，中美建交后，他曾担任驻美使馆的政治参赞；1990年代，他从驻芝加哥总领事的位置上退休，其后返聘到外交部政策研究室工作至2001年。我们试图通过对他的个人命运，以及他所亲历之历史的考察，窥见美国人“中国观”的一角，更重要的是，看清我们自己的发展——我们到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中国。

孙泽与卡特　图/受访者提供

1971年，尼克松说，中国人将不可避免地成为巨大的经济力量

王立进入北京外国语学院的时候，俄语还是热门专业，他是“被硬派去学英文的”。1954年大学毕业，他被分配到外交部新闻司（当时叫情报司），任龚澎司长的秘书，当时的新闻司，除了每日有专人收听美国之音、BBC的新闻节目，就是为日内瓦会议、万隆会议等准备材料。

美联社日内瓦1954年4月28日电：“日内瓦会议上的美国代表团不理睬中国共产党人。国务卿杜勒斯显然正在做出榜样来。虽然他在会议桌旁距离周恩来只有4个座位远，但他没有与周恩来握手或说话……一位美国代表说，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