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席经济学家访谈系列

优化交易制度，比如T+0制度，它是全面注册制背景下，关乎健康投资生态构建的一个重要环节。 中国资本市场改革建设应该围绕切实“提质”这个中心展开，围绕提升资本要素的资源配置作用为重点进行改革优化。 我国资本市场有自己独特的发展特点，投资者成熟度、中介机构尽责程度与监管水平等都与成熟资本市场存在一定差异，因此不能完全照搬成熟资本市场的做法。

时隔多年，在见证了诸多去全球化对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和破坏作用之后，学者们对于如何重塑全球经济合作产生了新的思考，也就是如何寻找更合理的路径实现“再全球化”。 从英国脱欧的情况来看，目前的经济状况要比经济学家预期的后果更为糟糕。经济全球化关系到每个微观主体的社会福祉，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中美双方可以考虑以促进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为出发点，通过合作和适当的方式，减轻和解决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 全球较多金融资产已经存在泡沫，一定程度的泡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政策或者事件的超预期变化，可能会使得资产价值面临重估的风险。

国家资产负债表是国家大账本，通过它可以对国家整体经济状况做到“心中有数”。国家资产负债表为评估一国债务风险提供了更加全面的视角。 中国和西方国家最大的区别是，我们的债务形成和资产形成完全同步，而西方国家借债主要用于转移支付、养老保险和补助等，它都是对人的，不是对事，没有形成投资。 我们不能指望通过债务不断上升来解决中国经济增长问题。但是在短期救急时，只能用这个办法，因为我们担心私人部门（包括居民和企业部门）的资产负债表萎缩。债务收缩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巨大，因为经济无法扩张。 我们编制资产负债表后会发现，我们的中央和地方都有大量资产，但没有得到很好的利用，效率不高。

“达沃斯论坛”讨论的所有话题，都与每个人的切身利益有深刻关联，都是全人类共同面对的重要民生话题。 中国的很多动向有牵一发动全身的作用。与此同时，中国从跟随者、参与者逐渐成为定义者之一。这都需要通过多方对话与合作加以实现。 只要存在资源禀赋、熟练技术工人可获得性、技术水平、基础设施、劳动力成本等差异，就会存在国际的分工与合作，就需要国际贸易，这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从长期来看，政府或许可以加速或减缓全球化的进程，但不可能阻止，更不可能逆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