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门特殊的语文课：脏话、性别和文学

新闻课上，学生们扮演记者，谢安达扮演主编，正在接听来电。（受访者供图/图）

王淼记得，初一时的那堂语文课结束后，老师冯军鹤让大家赶紧擦黑板，写满脏话的黑板很快恢复了干净的原貌。

教室里坐着18个学生，他们方才一起读了关于脏话的研究文章，看着老师将自己七嘴八舌提供的脏话写在黑板上，赫然发现，这些脏话基本上都与母亲有关。

王淼意识到，似乎因为母亲对于每个人都是重要的存在，“当你想要侮辱一个人的时候，就侮辱他的妈妈，可能会比侮辱他自己更有冲击力。”

王淼所在的班级一直是男多女少，初一时最悬殊，只有三四个女生，同龄男生某些不友好的言语曾让她如坐针毡。这节课之后，她发现变化开始悄然发生——和男生交流时，对方会“思考一下，这个话我要是讲给王淼听，她会不会不高兴”。

班里曾有一位男生，和母亲关系紧张，经常在家里骂脏话、摔东西。他和母亲聊起这节课，母亲才坦承，儿子骂她的脏话中包含许多对女性的侮辱，她很难过。

对于冯军鹤而言，这堂课“对孩子的影响不一定是即时的，最重要的是打开了一扇窗”。在班级里，他能听到更多脏话了，以前，学生们“大量地说脏话”，都背着老师。在这个放松的环境中，冯军鹤慢慢看到了更真实的情况。王淼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经过课堂上没有拘束的讨论，自己和同学以更平常的心态看待说脏话这件事了，“不是那么难以接受，也不是什么很酷的事情”。

这堂主题为“青春期的脏话”的语文课，是冯军鹤与谢安达共同设计的性别主题课程的一部分。在深圳一所成立了四个年头的私立学校，他们对语文教学边界的探索已历经三年，全年级共五个班、90名学生，语文课的内容与形式由他们共同搭建。

冯军鹤与谢安达都是接受传统公立教育长大的90后，冯军鹤出身乡村，考入清华，谢安达也毕业于重点大学。他们都曾在云南支教数年，这段经历让他们达成共识：不想教套路，而是发挥语文课真正的价值。

对性别主题的尝试，最早是在2020年，他们趁“三八”妇女节的机会设计了一周的线上课程。在其中一堂课上，他们让学生把一些常见词汇颠倒性别，造出新词，比如“娘娘腔—爹爹腔”“婆婆妈妈—公公爸爸”等，引导他们了解联合国发布的《中文性别包容性语言指南》。指南中强调避免使用歧视性语言，学生们在“性别互换”的语言游戏中很快理解了这一点。

这堂课让当时六年级的回祖霆印象最深，“我们日常说的一些话，比如称呼，其实都是带有性别歧视的，当时很多人也包括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课程的最后，学生还阅读和讨论了当时的热点新闻，包括不同性别的医护人员在曝光度上的差异、剃光头事件、卫生巾募捐等。冯军鹤分享了“提高女厕所比例”的人大代表建议，一个男生立马提出质疑，“平等不就意味着一样吗？”虽然女生们最初反应激烈，但和他辩论最久的是另一个男生，那个男生因为经常被女同学“欺负”，在此之前曾坚定认为，生活中受压迫的是男生。

此后每学年，妇女节前后，他们都会设计相关的课程内容。初一的线下课主要由“脏话”“多元性别”组合而成，到了初二，学生们一起读了范雨素。冯军鹤还给学生放映了《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女主角小明周旋于几个男生之间，为了获得更强的权力支持，保全自己，有学生解读为“绿茶婊”，但立刻有其他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