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说

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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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进许蔼龄：骨质疏松症并非女性的“专利”疾病

  及时干预、规范治疗可以有效减少骨质疏松症患病风险。比如骨密度检查，就可用于骨质疏松症预警、诊断及药物疗效评估。我们特别建议女性在50岁左右开始进行骨密度检查。 未来一段时间，慢病防治仍将是建设“健康中国”的重中之重。中国有着世界上最大的老龄化人口，随之而来的是不断扩大且尚未被满足的医疗需求，我们的解决方案与之高度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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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庞贝氏罕见病关爱中心负责人郭朋贺：我想陪着孩子长大

  尽管还不知道何时何地能买到特效药的二代药，郭朋贺和病友们还是很期待能用上药的一天，“用上药就好了，好了我就可以陪着孩子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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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默克张巍：帮助孕育生命，为最即时、最现实的社会需求提供方案

  中国在辅助生殖领域，虽然起步较晚，但进展很快，无论从周期数上还是技术水平上，都处于领跑地位。在中国，我们可持续提升的空间，可能更多地在于整个服务体系的建设与完善。 我相信很多跨国药企与本土企业都意识到了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重要性，相比前两年大家常常提到的行业“寒冬”，我觉得今年整体来说已经进入了一个恢复期，只是这个过渡阶段还需要一些时间。 我经常鼓励我的同事、一些年轻的小姑娘们，要勇于表达自己（Speak Up），敢于争取资源和机会。亲和力、韧性是女性很好的特质，我们要让自己再加上一点勇气和冒险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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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兰环保董事长葛芳：未来垃圾不只“零填埋”，更应“零废弃”

  2015年之后，许多垃圾填埋场的库容趋于饱和，填埋难度越来越大，过多的垃圾量导致堆体不稳定，产生的沼气也很多。一些卫生填埋场因运营管理不规范等原因，成为环保督察的重点关注对象。 环保督察推动了垃圾填埋场的整治，更是推动了填埋技术的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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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瀚蓝环境总裁金铎：面对投资热潮，环保企业要分清诱惑和机会

  在没有见到数字化的收益时，我们就已经开始去投资。事实证明这个想法没错，固废、能源、供水、排水四大业务板块，都已经尝到了数字化的甜头。 PPP和EOD的商业模式是好的，但是有的项目被包装过，拆分后其实不符合PPP、EOD的逻辑，被包装过的糖衣所诱惑，跟风进入，外部环境一变化，就遭遇滑铁卢了。 环境服务支持社会经济，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民生刚需，我们相信，在经济大环境向好的未来，政府将更加重视环境服务，行业的应收账款压力也会有所减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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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诺和诺德大中国区总裁周霞萍：创新是生物制药企业的“生命线”

  在糖尿病治疗领域，健康教育、筛查、诊断、治疗、长期管理、基层诊疗等多个环节，仍有巨大的未被满足的需求，需要我们持续发力，推动糖尿病治疗理念不断更新，更关注并发症的控制。 诺和泰®是一款处方药，目前在中国已经获批的治疗领域只有2型糖尿病。我们强烈建议患者务必严格遵照医生处方用药，并通过正规授权渠道购药，以确保治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创新药的全球同步开发和同步上市，早已不是停留在“做还是不做”或者“试一试”的阶段。无论是跨国制药企业，还是新兴生物技术企业，都已经将同步研发上市作为创新发展的主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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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DPAC执行总裁康韦：“中国医药创新土壤还有很大待开垦空间”

  “我相信当下以及未来一段时期，中国生物医药市场的庞大规模和创新药市场未被满足的巨大需求的优势不会变，仍是吸引跨国药企继续投资兴业的根本因素。” 目前，跨国药企愈发强烈地希望将中国纳入全球同步研发管线计划，推进中国和全球同步研发创新的药物，可以同步在中国获批上市。 不少药企女高管本身就是临床医生出身，她们谈到创新药在临床应用等情况时，始终都带着对患者天然的、深切的关怀，“创新药的患者可及”是大家共同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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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GC亚太区首席代表刘萌：ESG管理需内部化，警惕变成公关手段

  企业加入了全球契约不意味一劳永逸，要有忧患意识。现在全球层面已有一万家企业因未及时通报或其他原因被组织除名劝退，淘汰率很高。 我比较担心出于善意的ESG评级演进成为“绑架”企业的恶性竞争，从而丧失公信力。导致以下局面：评级分数高了投资人和相关方不一定觉得企业真的做得好，如果分数特别低，投资人觉得企业可能有什么重大问题。这样会不会导致通过给企业ESG评级降低来“收买”企业？ 如何避免ESG评级本身沦为一种商品？关键在于：无论是作为裁判员的评级机构，还是作为运动员的企业，均应当基于世界公认的“联合国全球契约十项原则”来对待E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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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诺华创新药物中国总裁张颖：“如何让创新药下沉县域市场，国家和药企都面临挑战”

  当下中国药企的创新还是在研发速度上的变革，在同一赛道里力求能够做得更好一些，而我预估，未来中国医药的创新将不再仅仅是说me better，而会是me first。 最近一年里，确实有许多公司对自己的管线做了一些调整，包括诺华在内。总而言之，缩减管线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更好地聚焦。 中国幅员广阔，有14亿人口，城乡差距大，二三线城市和县域及农村地区差距很大。我认为如何能够让创新药更好地下沉到这些区域，是国家和药企都面临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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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辉瑞中国急症事业部总经理李进晖：规范使用抗感染药物，为重症患者赢得救治时间

  不是说一款已经在国外上市的产品，一旦获批就能立刻运到中国。将一款获批的临床急需药品尤其是进口药物，送到国内医患人员手中使用，整个过程通常需要半年左右，最短需要两三个月。 辉瑞从来没有放弃在解决患者的可负担性方面的努力，比如说通过一些创新支付的方案——商业保险等，都在探索当中。 目前，中国已成为辉瑞最重要的市场，我们中国团队在全球的汇报级别都是比较高的，足见重视。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发展增速仍在全球前列，所以我们还是会不断加大在中国的投资力度，为共同推动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尽一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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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格医药常建青：临床试验要实现患者获益最大化丨国际临床试验日

  我从业三十余年，临床试验的话题很少“出圈”，但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很多圈外人都来向我了解什么是临床试验、药物有效性和审评审批等事情。新条例就是在正面鼓励和要求以患者为中心、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的药物开发，引导填补临床急需的空白，让患者参与新药研发，实现患者获益的最大化。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新药研发投入大、周期长、风险高，一款新药起码85%的资金都投在临床试验上，而其中70%左右又投在III期临床试验上。最近讨论很火的一个话题，你们南方周末也写过，就是实验动物价格高昂，一只猴子要卖十几万元，人体试验可比这个贵得多了，需要大样本、随机、双盲和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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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济神州闫小军：用数据和质量说话，让国际认识中国创新

  创新药“出海”最重要的准备有三点：一个经验丰富的全球化团队、一款有差异化的产品，同时配合全面与前瞻性的研发策略。 国家医药体制改革以来，新药临床研究审批（IND）、新药上市申请（NDA）审批时间明显缩短，这两个环节所耗费的时间能缩短近两年。这对一个新药上市意义特别重大，能够使病人更快地获得创新药物的治疗。 在药物研发过程的不同阶段，药监机构的关注侧重点也有所不同。早期研究阶段，监管部门会重点关注非临床毒理、药学以及安全性相关的问题。进入人体试验阶段，监管部门会与申办方讨论临床试验的方案设计问题，这些因素对衡量药品安全性、有效性都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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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赛莱默中国及北亚区总裁吕淑萍：水处理要智慧化，但仍有短板

  “十四五”规划对环保基础的总投资没有减少，但在对新建水厂的投资已经减少了60%左右，减少的那部分转为用于提高运营效率，实现绿色低碳。 虽然大家都在谈智慧化，但是智慧化的基础是信息化。如果缺乏基础运营数据，再高效的智慧平台也不能智能决策。 如果在一个区域内，所有污水处理厂的数据都上传到网络中，那环保部门非常容易监管。但是如果厂和厂之间、区域和区域之间，没有联网，没有超标警报等提示，监管部门不能看到实时信息，污水处理厂有一部分数据成了灰色地带，反而会加大监管难度，还不如“智慧化”之前的人工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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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伊士亚洲高级副总裁孙明华：环保市场还远未饱和

  “环保行业发展到今天，没有企业能一家独大，一定是百花齐放”。 中国的水环境治理还没结束，对水质的要求越来越高。将来中国人如果喝直饮水，这又是一个新的方向。 从五年前开始，女性多了，特别是优秀的女性也越来越多。她们并不局限于行政类的岗位，很多都参与到了环保技术、方案、市场方面的工作。有些很重要的岗位，例如技术部门负责人，也由女性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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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政协委员丁洁：“罕见病之路很长，不要光做跟跑者”

  政府也希望学界可以讨论出来一个共识，到底什么是罕见病，有依据可参照，罕见病患者的社会帮助等政策问题才可以一步步去落实和解决。 大部分罕见病治疗费用并不是天价，背后涉及超说明书用药的问题。有的药品被发现在某种罕见病上面也有使用价值，临床用途可扩大，价格也不贵，但医生不敢超说明书开处方，医保也不能给超说明书用药的患者报销；另一方面，企业要想修订药品说明书，需要花费大量时间精力，程序很复杂。 我们国家人口基数大，罕见病病种多，患者数量多，换个角度想这是相当好的病例资源，这在全世界其他国家都很少见，但是我们什么时候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罕见病创新药或者全新的诊疗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