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静：诚实的写作必通向光亮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姜晓明/图）

2022年末，作家李静70万字的文集《我害怕生活》由单读和铸刻文化合作出版。涵盖戏剧和文学评论《必须冒犯观众》《捕风记》，戏剧剧本《戎夷之衣》，散文和诗歌集《致你》及有关王小波的文集《王小波的遗产》。怀着对文字的敬意，追求智慧、有趣，李静曾相信写作与制度革新能带来对社会的改变。中年后她依然看重人的自由与良知，更明白，在“冒犯与冒险”的生命底色之上，只有意识到自身的局限，不断仰望和接近“超越性的存在”，才可能触碰到生命的亮光。

雪花定律

2017年底，剧作家李静偶然翻读钱穆先生的《墨子·惠施·公孙龙》，被他引用的一个故事吸引：国士戎夷与弟子寒冬离齐赴鲁，到达鲁国时，城门已经关闭，二人只好露宿城外。若只凭身上的棉衣过夜，二人都将冻毙。最终戎夷解下身上的棉衣给弟子，弟子存活。

原文不过寥寥数字，李静却被戎夷的道德窘境震动：兼爱舍己的墨家能救人，却无法救自己。

“这故事能流传下来，可能也是弟子的一个自我拯救的行为。”那么，这弟子活下来后，他的余生将怎样度过？他将怎样回应戎夷舍命披在自己身上的这件棉衣？戎夷这粒麦子，在“不肖弟子”这块盐碱地上，结出了另一粒戎夷吗？

若戎夷之衣奇妙地照亮了弟子，他以故事的讲述和最终的义举回报戎夷的牺牲，完成救赎，这将是个抚慰人心的故事。

然而写起来她却发现非常无力，“难逃滥情和一厢情愿”。两件事改变了创作走向：一是江歌案的出现与变向，一是一段十多年前的对话。

2007年，成都白夜酒吧，作家刘慈欣向学者江晓原提出一个假设：世界末日，只剩下他俩和现场的女记者。“如果我们三人拥有人类剩下的文明，我们俩必须吃了她才能够生存下去，你会这么做吗？”江晓原说，他肯定不会吃。“吃了她，就丢失了人性，一个丢失了人性的人类，还有什么拯救的必要？”刘慈欣的回答则可用他小说里的一句话概括：“失去人性，失去很多。失去兽性，失去所有。”

李静认为这两件事实际上和戏的情境有本质的同构性。她开始重新思考弟子这个人物的道德特质，以及戎夷的行动边界。

在剧作里，名为“石辛”的弟子，经历了雪夜的活命，被师叔淳于蛟以性命威逼来解密鲁城救守图，似乎尚有责任可推。而此后，违背对师父的誓言，杀害师兄孟还，诛杀淳于蛟以邀功、投奔秦国，下令活埋20万楚国人，给齐国师兄报假信以毁灭齐国，一切皆受欲望驱使。到最后被秦王处死前，仍笑着宣称，自己拥有远比师父戎夷要“好得多”的一生。

剧本里，每幕“恶行”结束，石辛都会和舞台上的戎夷的魂灵对视。但他是怎样的心理？文本里没有展开。

“是我现在选择更深地背叛了你（戎夷），等于我让你更难受了一下。当他（石辛）从背负获救之债，到做了一件和道义相反的事情，他就不再有纠结了，而是有一种‘我战胜你了’的快感。”

好朋友问李静，写这么一个心像石头般硬的“彻头彻尾”的恶人，有什么意义？“感觉和自己也没太大关系。”

而李静眼中的现实里，越来越多的人同情显而易见的恶并为之开脱、追根溯源，因为“我们有同样的软弱”，就可以成为不悔过、甚至变本加厉的缘由。

“如果都因此良心无愧的话，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社会，人性就会越来越稀薄。写石辛，不是要展现一个扁平的‘恶人’，而是将每一个人都会面临的各种试探，及面对试探与抉择时内心里可能的软弱、刚硬和贪婪，不再客气、不再体贴、谅解和辩护地，呈现在观众面前。”

她一直很感谢王小波早期杂文给她的教育：《沉默的大多数》里写到，两个学生在洗脸时为不同观点争辩、打斗，一个男生把另一人的耳朵咬掉——他原本可以一直咬着不被人发现。“到最后他终于把耳朵吐出来了。这件事表明：环境再恶劣，人性也有存在的可能。”

对于戎夷，一边是已经暴露出野心的石辛，一边是要从虎视眈眈的楚国拯救出的八万鲁城民众。多数人都要为此掂量、计算。“可是你要算出一个正义的数字吗？你真能保证救了八万人，此后的人生就会是一个正直的人吗？”在李静的设想里，戎夷并不是站在道德高点，只是不愿以正义之名，滑向罪恶的深渊。

对好人的描写，难逃说教。两年前的某日，窗边雪花飘落，李静心里蓦然一动——“你良心里飘着的小雪花是否安然无恙？”

“假如每片雪花都是有灵性的小生命，那么她们完好无缺地落在地上，不被踩踏不被融化，是不是就很重要？如果真的做到了，那么这地是不是就很满足？平安就是这个地的感觉，因为完完整整地守护了每片小雪花所感到的坦然和满足。”李静把这段写在了第三幕，戎夷对无法懂得的石辛讲出，实则是讲给“老天”——一个超越现实的绝对的存在。

地面与天空

“李静天性里就有对良知的追寻，对未知的探索热情。”与之共事四年、时任《北京文学》社长的章德宁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