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佛海物伤其类的三人
文元模的案情不比周作人和王谟更严重,若未身故,想必也可重获自由。一些没有解京审判的华北要角则更幸运。
(本文首发于2023年2月16日《南方周末》)
责任编辑:刘小磊
1946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设立首都高等法院,负责审判汉奸案。9月,周佛海被押往南京受审,11月判处死刑,后于1947年3月获蒋介石特赦,减为无期徒刑。从1947年元旦起,在老虎桥首都监狱等待执行或者免死的惴惴不安中,他又恢复了写日记的习惯,借此剖白往事,表明心迹。2月5日,他写道:“余来此不四月,同难者已死四人。”除林柏生是死刑执行枪决外,其他三人都是未及时获准保外就医而病故:“文元模、李绍唐、余晋龢均患病,高院故意为难,不许保出就医,至垂危始允保,但出不三日,均即逝世。三人均高院杀之者,死非其罪也。文为我国有数物理学者,任教数十年。李为精通俄语俄事之外交官,战前曾(任)中东铁路督办。余为有数之行政人才,战前任北平、青岛公安局长、厦门市长。均人才也。”
《申报》记者寄予同情的文元模
周佛海物伤其类的三人,首先死去的是文元模。他原本是个兢兢业业的学者,东京帝大物理系毕业,长期在北师大教书,有多种学术译著,从未涉足政治。北平沦陷后,日本扶植的华北伪政权于1938年组建“国立北京大学”,文元模被任命为理学院院长,就此落水。同年,东亚文化协议会成立,办公地点在就在北大理学院内,成员多为中日知名学者,会长是华北伪政权的“教育部总长”汤尔和,文元模任理学部部长。1939年,他又兼任华北观象台台长。华北政权与南京汪精卫政权合流后,文元模1943年2月出任“教育总署署长”,相当于原教育部次长。就职典礼上,他表示自己对行政完全是门外汉,“既无作官之才,更无作官之心”,只是在“教育督办”苏体仁一再劝说下不得不应命。三个月后,他即辞去了“署长”。1945年2月,他却又当了教育督办,同时也成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委,导致战后名列“巨奸”。
1946年5月,以“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荫泰为首的14名华北政权要犯乘专机从北平解往南京,文元模和另两位当过教育督办的周作人、王谟是其中的“文化汉奸”。在报道14人起解的《申报》记者笔下,几个老牌政客的形象都是劣迹斑斑、丑态毕露,寒酸的“穷教书匠”文元模是唯一被直接寄予同情的,称其“不幸失节,殊可惋惜”。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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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李木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