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英奶奶的人生四季：六十五岁后，识字写书

家乡的花草。 （秦秀英/图）

在人生最初的六十五年，秦秀英几乎不识字。她重新学写字并开始绘画，是因为儿子吕永林和儿媳芮东莉的建议，前者是上海大学一名创意写作老师，后者是国内“自然笔记”的倡导者之一。秦秀英一写就是十年。

同许多作家一样，秦秀英在创作中找回了逝去的乡土。河套平原上一个叫“二喜民圪蛋”的村子，因当地大地主“二喜民”而得名。秦秀英和丈夫曾在那里盖了一套房子，包括一进两开的正房和偏房，以及一个大的院子，院子里有水井、谷仓、鸡窝、猪圈、羊圈。院墙内堆满麦秸垛和葵花秆儿，墙外长着一丛丛芨芨草，院子大门口还有一米多高，“像一把大伞一样”的“哈莫儿”（白刺）。

三十年前，秦秀英一家搬到了镇上；十五年前，秦秀英开始在城市定居。记忆中的胡麻、糜子、红柳和芨芨草逐渐远去，胖猪、羔羊、猫咪、母鸡、“小狼”热闹的声音也逐渐安静。在儿女为其购买的巴彦淖尔市临河区的房子里，秦秀英展开纸笔，决心记下和画下记忆中的一切。她的目光闪过，仿佛瞥见了河套平原上厚实美丽的土地。2015年，秦秀英首部作品集《胡麻的天空》出版。

与时间的转瞬即逝相比，记忆消失的速度显得慢悠悠。秦秀英出生于1947年，对她来说，前半辈子经历过于坎坷，“干甚甚不顺”“动不动遇上坏人，躲也躲不开”。当她老去的时候，开始把这些故事絮叨给下一代们。孩子们对这些陈年旧账习以为常，甚至有些无奈。

秦秀英讲到四妹妹，对吕永林讲，“那么好的一个人，就像果子掉落在泥土里，悄无声息地就没了”。在新书《世上的果子，世上的人》里，秦秀英把记忆中的每个人比喻成一个“果子”，“地上的植物长得各式各样，它们的果子也各式各样。我写的人，也各式各样”。

秦秀英想了半天，卡了壳，不知道自己像什么“果子”。吕永林问，你是像胡麻还是向日葵呢？秦秀英还是不知道。“我老老实实，也实实在在，我也不会欺骗人欺负人。”她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从我们老人来说，从来不会说自己好的事情，也不会说自己坏的事情，让别人去说。”她没有写太多自己的故事。

秦秀英只写了自己上学和辍学的原因。十一岁那年，她在割草时，一条蛇猛地扑过来，她拔腿就跑，一直跑到渠陂坐下，“心还怦怦跳”“太阳落下才回了家”。她不敢再去割草，上学是唯一逃避割草的方法——从七八岁开始，她便承担了纳鞋底、做针线、做饭、捡柴的劳动。学上了一年半，家里实在太穷，“上学没有干粮拿”，后来知识青年下乡，“城里人还往农村下放，农村人念哇不是白念！就是不念书，还能种上麦子长出豆子了？”

这成为她的许多遗憾之一，到了老年，没想到弥补了这个遗憾。接受采访前，秦秀英读完了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书中所述时代变迁她很熟悉，“那个时代不可能倒流了，回不到以前”。她还打趣“记者”，“以前大集体的时候，总听说村里乡里当干部的去这里学习去那里学习，回来告诉社员这么干那么干，从来没有记者来乡下找我们（采访）问我们怎么做。”

由于疫情，2022年是秦秀英在上海居住时间最长的一年。每年，她会在上海小住一段时间，然后回到老家。两个多月不能下楼，她想念家里的黑色长条桌，种满牵牛花、半枝莲的小花圃，以及熟悉的亲朋好友。临近过年，她迫不及待回到了熟悉的地方，“儿子住的小区，哪里人都有，但是我都有点不熟悉。我的口音太重，我听不懂他们的。”秦秀英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回来认识的人多，起码说的话也多。”

春

吕永林对姥爷的模糊记忆，是那个因中风瘫倒在炕上，话也说不出，熬不过半年便去世的人。

秦秀英的记忆不止于此，尤其是这两年，她想起了更多的事情。父亲曾带她去镇上看戏。为了早点到公社占位子，他们沿着一条从庄稼地里趟出的土路过去。父亲走在前面，背着母亲准备好的烙饼和水，向女儿讲着路两边生长的庄稼，黄澄澄的麦子，绿油油的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