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与全球化相向而行的广东,需要长肌肉的发展
编者按:
如今,全球疫情大流行的阴霾正在散去,全球化道路却远非平顺的坦途,中国再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春节假期刚过,广东省召开全省高质量发展大会,高高举起了“高质量发展”的大旗,释放着积极向上的信号。会议延伸的思考是,在新的历史时期,曾做出先行示范的广东,如何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趟出新路子?
这一期起,南方周末城市(区域)研究中心将通过系列经济学家专访、调研、数据分析报告,帮您看见广东的未来,以及汹涌的湾区动力。
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和公租房都是“软基建”,是城市升级,也是高质量发展。这是高质量发展的制度条件,社会保障也是制度。
粤港澳融合必须有三个条件:一是科技进步,必须拥有一大批具有基础科研能力的大学、研究机构;二是转化能力,必须拥有一大批把基础科研转化成应用技术的企业和机构;三是需要支持科技进步的金融系统。
(本文首发于2023年2月9日《南方周末》)
责任编辑:谢艳霞
农历新春开工第一天,广东省委召开全省高质量发展大会。广东省委书记黄坤明在会上指出,高质量发展绝非风平浪静下的马到成功,也不可能是鲜花掌声中的乐享其成,而注定是一条需要迈过重重险滩、陡坡、难关的艰辛道路。
在中国创造经济奇迹的征程中,广东作用举足轻重。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广东能否再先行一步,助力全国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
为解答上述问题,南方周末专访参加上述会议的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郑永年,解读个中奥义。郑永年指出,广东自改革开放以来就与全球化相向而行,如今更需要“长肌肉”的高质量发展。
与全球化相向而行
南方周末: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的表现被评价为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它与当时的全球化有什么样的联系?
郑永年:广东模式的实质是以制造业和城市化为基础的外向型经济,比较接近早期的日本以及“亚洲四小龙”的运行模式。上世纪,资本、技术和人才在全球范围流动,最先转移到日本,接着从日本转移到“亚洲四小龙”,最终在1980年代后转移到中国内地等经济体。资本和技术,这些来自西方的生产要素,与中国的生产要素结合起来,出现了经济学家所说的“劳动力红利”。当时,为吸引外资,内地税收很低,对民营企业的税收也很低。沿海地区将劳动力红利、土地成本优势和税收优势发挥到极致,中国内地得以快速加入世界市场,成为世界市场的一部分。
为什么资本和技术流到中国内地而不是其他国家和地区?这里必须强调中国内地的体制改革。改革开放之后,我们的现代化跟全球化是相向而行的,是同一个方向的,这就形成了合力。各种要素结合起来促成中国内地的经济奇迹。
南方周末:在不断演变的全球化局势下,“广东模式”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全球疫情大流行消退后,广东面对的国际局势会有什么变化?
郑永年:挑战有内部的,也有外部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挑战主要是内部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达到一定程度后,劳动力成本和土地成本增加了,环保意识也提高了,税收也不能那么优惠了。早期可以给外资很大的优惠,后来要求“国民待遇”。这时开始有外资企业,也包括国内的一些民营企业开始到越南或其他国家投资。这是正常的经济规律,是市场要素启动的资本流动。
现在的情况很不一样,加上了外部因素的影响。比如中美贸易摩擦,从“卡脖子”到“系统脱钩”,对珠三角影响最大。
珠三角地区主要还是以加工贸易为主体的外向型经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日本制造、德国制造和美国制造,大部分都是生产整产品的,少量零配件是其他国家生产的。而九十年代后,珠三角出口的产品很多零件,甚至附加值更高的工业装备都是其他国家生产的,各类零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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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奎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