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桦：“苦恋”三十年

“人”字应该写在天上，而不是写在地上被践踏！我那时仅仅向真实走了一步，就造成这样的结果。接近真实是很危险的！但能够虚伪下去吗？不能！无论如何，不能再虚伪下去，文学总要留几句真话，这是最起码的要求

美琪大戏院地处上海繁华的南京西路，解放前是海内外公认的“亚洲第一剧场”。这座建筑对面有幢旧式大楼，79岁的白桦与老伴王蓓已经在此居住了20余年。从《曙光》至《苦恋》，由浪尖到谷底，数载出没于剧作风波，今天，白桦依然正对着昔日的“大戏院”。

一张面窗的书桌，两把普通的沙发椅，还有整排倚墙书架，客厅陈设素朴，惟墙上数幅水墨吸引人，均是大师手笔：黄永玉的猫头鹰、黄胄的驴和吴作人的玄鹄。“我和画家关系都不错。”白桦浅浅地笑了。

当我们辨识画上字迹时，王蓓正饶有兴趣地听着，她时不时地应和，仿若好学的孩子。翻看白桦旧照时，她认真地冒出一句：“咦？你那时候怎么胖嘟嘟的？”

这位小老太太脸上总挂着纯真而疑惑的微笑。一旁的白桦半开玩笑地怜爱道：“你又忘记了。”为了提醒她带钥匙，白桦在门上用毛笔画了把惹目的大钥匙。

记者提到她参演的《武训传》受过批判，王蓓已不记得了——而她当时写的检查还在书架上。老伴回房后白桦告诉记者：“她现在的记忆力实在不行，什么事都想不起来了。快乐的事情忘掉了，悲哀的事情也忘掉了。她对苦难是一种抽象的记忆，就觉得受过些罪，但具体的都忘掉了。”

两人1953年结识，1956年结婚。之前，一人在上海一人在北京，鸿雁传书3年。如今两人相濡以沫，已走过了50多载春秋，白桦说，“因为我，她吃了很多苦。我一直和她开玩笑，你嫁给别人可能太平点。”

“您喜欢她什么？”

“她很内敛，到现在都不愿抛头露面。她从来不炒作自己，不愿意出席那些活动。从拍戏数量来讲，她可能比她同时代许多演员都多得多。她那个时候红得很呐。一到上海，第一部就是《武训传》，那时的大制作。从美国回来的孙瑜导演科班出身，使用的都是阮玲玉、王人美那样的演员。名导演找她，接着，很多戏都找她了，《乌鸦与麻雀》啊，《聂耳》啊，都找她。她比较低调，不像三四十年代的明星。那时候我也认识一些演员，相较之下，她含蓄、不张扬，家教很严。虽然最初并没想过会谈朋友，但我知道，她至少是可以理解我的一个人。”

妻子理解他，儿子不理解。儿子童年时承受的精神压力成人都承受不了，“文革”时他问爸爸：“为什么别人都可以当红小兵，我不能？”

白桦也不了解儿子。当年儿子考取上海交大的重点系船舶动力。白桦不大敢相信，“我说你再去看看那个榜，他说已经发榜了，我说你再去看一次——这说明我不了解他，他从不和我讲学习上遇到什么困难，我也不懂，所以他考取了我很惊讶。”

1980年代儿子去了美国，而白桦还未终止被批判的命运。儿子就懊恼：别人家的文化大革命都结束了，我们家的为什么没有结束？

他有时候会埋怨父亲：爸爸！您不能改变方式生活吗？

白桦说，你不了解我——我经历过日军的占领，经历过你祖父的被活埋，看见过扑来的日本狼狗，看见过尸横遍野，参加过战争，你没经历这些，你就不可能理解我。

儿子希望父亲能变一种活法，不要那么认真：很多事情，你可以不理睬它，这些事情你也管不了。为什么不犬儒主义一点呢？但白桦没法“不理睬”。

“我也可以去钓鱼，可以去游山玩水，这样的话，可能住的房子也很好，待遇也很好，级别也很高，但那又有什么意思呢？我根本不是要个名啊什么的。年轻时，在我们的传统教育里面，这是非常强烈的东西，包括鲁迅先生也是啊，他接受的传统东西很强烈，所以要承担社会责任。不知道社会责任，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1985年与巴金

1991年与冯牧

白桦近照

和彭宁(左）、好莱坞女导演

因为3封信，关了8个月

1955年，“反胡风”运动开始了。在京的军内作家、画家和一部分编辑被集中在广安门外六里桥莲花池，若干年后这些过来人都把莲花池戏称为“莲大”，白桦亦是其中一员。

刚进“莲大”时，白桦只是个懵懂青年。“学习班”领导要求“所有人的日记、信件和武器都要上交”。他有恃无恐，甚至有些得意地回答：“我已经不记日记了，也不保留信件了。武器，只有一挺‘水机关枪’。”孰料召来严肃批评：“如果组织上一定要你交出一挺‘水机关枪’来，你怎么办？”

不久，莲花池的运动从“反胡风”过渡为全国性的“肃清反革命”。人人自危，白桦真正感觉到了死亡的气息。

开始审查是从我和胡风的关系入手的。其实我没说过什么话，就因为和胡风一起工作过，通过3封信，被关了8个月。其中两封是关于写作的问题，一封是说我送给他一个砚台。

我和胡风的相识，是在1953年5月。可能是因为我太年轻，第一眼就觉得胡风是一个三分沉闷、三分无奈、三分忧郁的老人，还有一分好像是愤懑，隐隐约约地觉察到他头脑里装着许许多多说不出的心思。

我们曾给一位身材修长的女记者偷偷起了绰号，叫鹭鸶。胡风先生微微笑着说：“在鹭鸶中间加一个‘依’字，鹭依鸶，不是很像一位外国女士的名字了吗？”事后想起来我才意识到，他和我们在一起除了说笑，什么正经话都没有交谈过。而那一段短暂相处，对于他，几乎是最后的轻松而快乐的时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