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同学梁从诫：在时代的大风潮里

1980年春，本文作者周清澍与方晶、梁从诫（右一）摄于干面胡同寓所。

1957年6月8日《这是为什么？》社论发出反击右派的信号时，我正好从长春进修结业回到学校，看到满校园都贴着大字报。学生中最冒尖的是物理系的学生谭天荣，团委组织了一次批判谭天荣的大会，一群崇拜谭天荣的女孩子跑到团委找两位女领导人辩论，团委就将当年在燕大附中初露锋芒的梁从诫和张磊等人请来，这些能言善辩的干将不仅解了暂时之围，而且在以后不断召开的批判大会上，成为不可或缺的批判主力。不过随着运动的不断深入，有的“干将”也被打成右派。梁从诫等人后来也遭到批评，同他一起在反右中建立功劳的杜经国同学差一点戴上帽子，但仍被从轻发落往青海。

本文作者与研究生同学合影。左起：吴乾兑、梁从诫、何玉畴、周清澍。

云南大学的四年

我在东北师大进修两年，回校后毕业分配留校，9月又改调新成立的内蒙古大学，但仍留在北大进修。1958年元旦，我还到小梁住的25斋与研究生同学欢聚。12月，我奉命回内蒙古大学，并直接下放到土默特旗农村。与我同届的世界近现代史、中国近代史研究生，因1956年开始实行苏联的副博士研究生制度，已改为四年制，因此，他们皆迟至1958年夏毕业，小梁分配到云南大学。

据我后来了解，他初到云大颇受重视，在他以前，从未有北大毕业生分配来校，何况他是全国首届副博士研究生。云南大学校长李广田原来是清华大学副教务长，早就认识他这位清华园子弟，因此对他特别器重。小梁给我来信说，他刚到校不久就带学生下乡搞运动，闲下来学生要求学习，老师只有他一人，手头又无参考书，他居然开出三门课，包括不是他主讲的课。

1959年8月11日他给我来信说：

寒假我回北京一趟，把如枚和梁建都接来了。……系里给了我很重的教学任务，一个人教三、四年级两个年级、三个班的世界现代史，还要给另一位先生代一年级的课。……这学期中间有一段我真是焦头烂额，三个班进度都不同，我是忙了上顿没有下顿的，……礼拜天都不敢出去玩（这种情况在我这一辈子中都是少有的），多少次上课前夜只睡三四小时，……因为叫苦多了点，支部上还挨了一顿批评。

他后来还对我回忆起在云南的往事，也谈到他和周如枚、梁建的小家庭生活，特别是周如枚充当中缅边界谈判翻译的趣闻。

1962年10月24日他来信说，1961年“科协”通过组织部将周如枚调回北京，10个月后小梁的工作也有了新的安排。1962年7月初回到北京，调到外交部，又转到国际关系研究所，跟着副所长陈翰笙搞美国农业问题。他信中说：“在昆明教了整四年世界现代史，对昆明、云大、现代史和昆明人都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回顾这四年，没有什么值得向老友报喜之处，但自问也不是碌碌无为，至少空手建起了这一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