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的回响：咫尺匠心传承东方文化

• 在与钟表的朝夕相伴中，王津深受礼文化的影响。礼既是自我的修养，也是与人共事的风范。与时间一样，礼文化也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却与每个人的工作和生活息息相关。

“只听得当的一声，又若金钟铜磬一般。”

在《红楼梦》第六回“刘姥姥一进荣国府”中，刘姥姥如探险般“过关闯将”，终于见过平儿、即将拜见王熙凤之际，被屋中“神物”震慑住了——柱子下方挂着一个匣子，底下坠着一个秤砣状的东西，在不停地晃动。

这般“神物”正是古钟表，当时的皇族和贵族皆以拥有之为荣。古钟表既是身份地位的象征，也是礼遇的代名词，毕竟是背负着“贡品”的使命而诞生的。在故宫，现存的1500余件古钟表，多为孤品，更显珍贵。一代又一代的古钟表修复师以匠心巧技助其流芳传世，让其穿越时间的尺度重现华彩，中国文物学会副会长、国家级非遗项目古钟表修复技艺第三代传承人王津正是其中的一员。

还原是礼待传统

长方形的槽盆中，淡黄色的煤油散发出略刺鼻的味道。一双干瘦、粗糙且青筋暴起的手浸泡在煤油中，一边拿着从古钟表内拆卸出来的零件，一边拿着长柄木刷，刷一下、停一下、沾一下煤油再刷一下，如此反复，直到零件上的锈迹完全被清除。

用煤油去锈是传统修复技法中的一项，宁可伤手，绝不伤害文物，这是匠人对文物的礼待之道。为此，王津从不戴手套。满屋子的煤油味陪伴着他，足足45年之久。

45年里，王津修复了近300件古钟表。其中，让他记忆犹新的还数铜镀金鸟音魔术人钟。这座钟由瑞士钟表大师路易斯·罗卡特在公元1829年制造，是公认的、世界上最复杂的钟表之一，共有一千多个零件，盘根错节的底盘齿轮犹如迷宫，令人眼花缭乱。

1998年，王津将它从库房提出，放在工作室的待修复区，却迟迟不敢动手。直到2007年，荷兰想借这座钟展出，王津才下定决心带徒弟亓昊楠开始漫长的修复之旅。

没有图纸，师徒俩只能小心翼翼地拆卸。“很多螺丝锈死了，只要轻轻一拧，螺丝帽就掉了，但螺丝杆还留在里面。”王津说，因此只能用手动工具一点一点地把螺丝打出来。“用电动工具肯定会快一些，但容易造成破坏。”把锈死的螺丝打出来后，还要把螺扣里的碎渣一点一点剔出来。“有的螺丝一拆就得两三天，这座钟光是拆卸就拆了一个多月。”

拆卸、清洗、除锈、该修的修、该补的补，当这座钟在磕磕绊绊却有条不紊的修复中即将完成之际，王津又被一个鸡蛋大小的零件难住了。有个小气囊是用羊皮糊的，像蓝色复写纸那么薄。缺乏原材料，修复工作不得不中止。后来，王津到荷兰交流时刚好买到一块合适的皮子，才让这座钟得以组装成功。

但还不是最终的胜利。组装后就需要调试了。“调试才是最难的。”王津感慨道，这座钟共有7套系统，包括走时的、奏乐的、开门的、鸟叫的、变魔术的……环环相扣，差一丝一毫都不行。“哪怕一个齿轮没咬合上，都可能表演不了。”

忙活了一年，终于修复完成。“这应该是我修复时间最长的一件。”王津介绍，开关一拧，钟顶部的小鸟踩着转动的圆球不断张嘴、转身、振翅，下方的三个圆盘不断转动变色，底下大门一开，老人双手一起一落地在桌子上变出小球来。2009至2010年，这座钟如约在荷兰展出。

工作中的王津

“修旧如旧”是古钟表的修复原则，也是王津固守的工作准则。像铜镀金鸟音魔术人钟的修复一样，必须在最大程度上减少对文物的干预，“不能凭借个人经验和喜好对文物进行补配。”

在修复铜镀金乐箱水法双马驮钟时，齿轮的细小轴尖受损，王津为其修补加固，却在组装调试时发现同一处地方再次被撞断。原来是落闸时缺少一个缓冲装置。哪怕这个设计不合理，但也不能改动，“不然就是改变文物性质了。”王津解释道，只能再次修补断掉的轮齿。

更有甚者，曾有一次，王津与瑞士合作修理一块镀金怀表，上面的裱字和花纹磨损，因没有找到确切资料，只能让其残缺着。直到在瑞士找到同期配对的另一件的图片资料，才能完整地进行修复。

在王津看来，还原才是最大的尊重，尊重文物就是尊重自己的内心。每当修复完成，听着叮铃的钟表声、看着精妙的表演秀，历史仿佛在这一刻走进现代，时光也变得缱绻浪漫起来。

技艺之礼，代际传承

打开一件古钟表，就像走进一座匠艺宫殿。每一个搭扣、咬合、旋转，都蕴藏着古代工匠的巧思妙技，让后辈修复师在一次又一次的无形对话中，恪守那份本质的真与地道的美。时光在每一个轻盈缓慢的修复动作中流淌时，日复一日的拆卸、清洗、组装和调试像电影镜头循环播放，却在绵延不断中滋生着微小的变化——修复桌子边缘的沟痕更多更深了。

45年里，王津修复了近300件古钟表

如今工作室里仍保留着王津的师傅马玉良的那张“伤痕累累”的桌子。那么，师父的师父又是谁呢？国务院在2014年发布了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来自故宫博物院的古代钟表修复技艺榜上有名。王津是第三代传承人，马玉良是第二代传承人，马玉良的师傅徐文璘是第一代传承人。

像钟表一样，修复技艺没有漏跳地传承着。与之一同传承的，还有在岁月的浸润中内化于心的那份细致和热爱，在没有图纸的情况下靠着对机械原理的理解和想象而进行的小心翼翼的尝试，在安静得只听见零件声响的环境中的心无旁骛的专注。

维持这份传承的，有前人的以身作则，亦有后人的动手能力和悟性，但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还是那份耐力。它包含了对繁杂的功能系统的耐心、对精细的点滴修复的耐劳以及对枯燥的反复调试的忍耐。

王津回忆刚入行的第一年，只能在非文物上练手，把残损的钟表拆了修、修好装，在拆拆装装中磨练心性，培养对人和物的发自内心的尊重。这份尊重具象为慢节奏手艺中的仪式感。

由于清洗零件时双手浸泡在煤油里，每次下班前都要把手洗干净再离开。王津会提前用脸盆把水打好让师傅先洗手，自己再洗手、关灯、锁门。这是一种习惯，也是一种传统。

另一种心照不宣的传统就是烦躁时停下手里的活，去周边逛一逛，等心静了再接着干——师傅是这样教王津的，王津也是这样教徒弟的。

提及师傅，王津想起1982年受广州博物馆的邀请修复一批钟表。担心长途运输会对钟表造成损害，马玉良就带着王津前往广州。博物馆在山上，旅馆安排在山下，为了节省爬山的时间，马玉良就在山上的办公室支小木板床，王津就在展厅的屏风后打地铺。天寒地冻又没有空调，马玉良还有哮喘病，却坚持了两三个月，直至修复完成。返程时赶上春运，马玉良主动放弃坐飞机，陪着王津坐火车回来。“一切都是为了文物。”王津说道，“师傅对文物的敬重和热爱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

王津觉得，尊重文物就是尊重自己的内心

为了更好地传承技艺，在王津的推动下，故宫博物院陆续与承德避暑山庄博物院等单位成立了“古钟表联合修复室”。王津会到修复室对后辈进行深入培训。此外，他还通过拍照记录下每一步的修复，形成珍贵的工作资料，并集结成书出版。

得益于《我在故宫修文物》等节目的传播，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对钟表技艺感兴趣，王津招徒弟可选择的基数也大多了。“我带过的徒弟里有本科生、研究生，甚至博士生，但无论学历多高，刚入行就是小学生。”王津说道，“通过师徒制一代代传承下去。”

跨越时间尺度的礼文化

1977年，16岁的王津接了祖父的班，走进故宫，成为学徒。他的祖父自1922年起就在故宫工作，直到离世。时至今日，爷孙二人在故宫已经持续工作了100年。

一个世纪，足以让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在故宫的红墙之内，时光仿佛舍不得走般慢了下来。在慢手艺中，传统得以延续下来。在对古钟表的修复中，其与生俱来的礼文化历久弥新。

中国本是世界上最早发明计时器的国家，却直到1601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向万历皇帝进献第一件西洋钟表起，才将时间坐标调整为与世界一致。由此，在故宫的红墙内有了钟表的滴答声，也催生了钟表修复技艺。钟表俨然成了西方各国使节来华觐见时常用的国礼。

在与钟表的朝夕相伴中，王津深受礼文化的影响。保持整洁的仪表和谦逊亲和的言行，让他流露着礼的气质。作为东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礼文化以丰富的人文精神浸润文明的根基。国学大师钱穆曾说过：“要了解中国文化，必须站到更高来看到中国之心。中国的核心思想就是‘礼’。”

礼既是自我的修养，也是与人共事的风范。尤其在当下，随着社会交流的频繁，礼文化特别是其中的商务礼仪文化，成为了商务活动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也产生了各具特色的具象化载体，商务车就是备受关注的一种。

在王津的印象中，红旗车是高规格接待的象征。2022年，东方豪华旗舰MPV红旗HQ9正式上市。作为体验嘉宾，王津尤其喜欢瀑布式的格栅，以及像古钟表的水法造型。他认为这样的设计颇具东方文化内涵，可称之为“礼仪之车”。

王津认为红旗HQ9可称为“礼仪之车”

“礼仪”常常与“和”呼应。“待万物以和”正是红旗HQ9东方豪华旗舰MPV秉持的产品文化。在气质与颜值比翼齐飞之下，“和美”的形体让其脱颖而出，令人赏心悦目。整体的大气和细节的婉约，由内而外散发着待客之礼。兼之以安全、健康、智能的多样化功能，令驾乘者皆有心旷神怡的美好体验。舒适体验的背后，是红旗HQ9车型研制团队的巧思和匠心，是对东方文化的坚守与创新的彰显，在与历史对话的同时实现了与时代的共振。

与时间一样，礼文化也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却与每个人的工作和生活息息相关。与古钟表一样，红旗HQ9自诞生伊始就背负着礼的使命。让每个人都能感受到东方文化的和美气度，这是红旗HQ9东方豪华旗舰MPV的初心，也是献给这个时代的尊享礼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