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孕客户“退单”五年后，她将生下的孩子告上法庭

2022年11月，四川成都，吴川川抱着可可。 （南方周末记者 陈佳慧/图）

成都的冬天到了，天阴沉沉的，总见不着太阳。49岁的吴川川牵着5岁女儿的手，走在一条两旁开满黄色小花的路上。母女俩的发型一样，都束在头顶并朝左歪着。

再过半年，女儿该上小学一年级了。吴川川叫女儿幺儿、可可，偶尔也叫丑妹，她说把孩子叫丑一点好带。但女儿不丑，5岁已经有一米二的个头，笑起来弯弯眼睛，酒窝嵌进两颊。吴川川说，可可长得不像自己，也不像丈夫，而是像可可的生物学父亲，一位生活在内蒙古通辽的“陌生人”。

在旁人看来，这是一对再正常不过的母女，只有极少数人知道她们的关系并不简单。

吴川川是一位怀孕时遭遇客户“退单”的代孕妈妈，但她坚持生下了没有血缘关系的可可，并养育至今。两年前，为解决孩子落户问题，她到千里外找寻可可的生物学父亲，引起媒体广泛报道。没多久，可可的户口落在了吴川川的户口本上，但在与户主关系一栏，写的却是“非亲属”。

“非亲属”三个字成了吴川川心里的刺，她不想可可识字后看到。在她的设想里，可可最好一辈子不知道自己的身世，永远像现在这样，无忧无虑地叫她“妈妈”。

她下决心打一场罕见的官司：自己当原告，可可作被告。2022年11月2日，请求确认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亲子关系的民事诉讼，在成都市郫都区法院立案，被告法定代理人（监护人）为郫都区民政局。吴川川盼望，这场官司能拔掉她心中的刺，她和可可之间那退不掉也拆不散的母女关系，能被法律规则承认，被社会秩序接纳。

“这个人像不像你？”

吴川川总是窝在床上，哪怕有客人来。那间十多平米的出租房塞满她的东西，鞋子和盆放在床底，门后挂着毛巾和吹风机，衣服堆在衣柜里和墙角架子上。但客人进门前，她会先往空气中喷几下香水。

房子月租200元，离吴川川开的餐馆很近。餐馆在成都市郫都区一条省道旁，附近多是农田，过路货车发出轰隆隆的噪音，从白天响到黑夜。餐馆不大，能摆三张桌子，主要卖面、米线、抄手和冒菜，夏天也卖小龙虾，秋天就卖螃蟹。因为新冠疫情，2022年11月，餐馆暂停营业。

不营业时，吴川川常住出租房，可可则在五六公里外的婆婆家住，方便上下学。吴川川每周过去两三趟，或是把女儿接来陪自己。有时她带着女儿出门，出租房的木门随手一关，也不锁。

可可认得一些笔画简单的字，也能歪扭着写出自己的名字。最拿手的要数跳舞，吴川川翻出女儿三岁时的跳舞视频，直夸“无师自通”。可可乖巧伶俐，和家人说话时用四川方言，要是有外人在，她“秒切”普通话，好让对方听得懂。

两年前被媒体大范围报道后，吴川川和可可的生活并未受到影响。吴川川父母已经过世，兄弟姊妹至今都认为，可可是她和现任丈夫王永波生的。除了记者、律师，知道她就是新闻报道中化名“吴川川”的人一只手数得过来。

刚被报道时，吴川川觉得无所谓，只要能帮孩子上户口。但报道得多了，吴川川开始担心周围的人会知道，“想保护娃娃，我的隐私也是隐私，别人晓得我也就晓得娃娃”。

不是没人怀疑。吴川川大姐的女儿看到新闻后，把链接发给吴川川，问“这个人像不像你”；闺蜜也说新闻里的“那个人很像你”。吴川川赶紧岔开话题，说“我没看新闻”，“我不知道”。那时，吴川川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