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有了新的问题——对话芦苇

（受访者提供/图）

从吃饭的饭碗到做饭的事业

南方人物周刊：第一次尝试改编剧本，对你来说有难度吗？

芦苇：一点都没有，那时候对电影剧本的结构已经比较清楚了。我经常研究电影、做电影笔记，把电影的基本构成拆开逐一分析，了解一部电影的各种元素——看剧本，看导演风格，看表演、音乐、美术……最后汇合。这样就很专业。

南方人物周刊：按这样的积累，感觉应该做导演，为什么成了编剧？

芦苇：当时只是觉得要了解自己的业务，所以要了解电影。（既然要了解电影）就要全方位了解。但没有喜欢（这个行业）。看电影是为了找到自己的位置，（我的位置）就是把美工做好，不想当编剧。没想到阴差阳错当了编剧。

南方人物周刊：在改编剧本之前，你所积累的这些电影主要是什么方向的？按照你的兴趣来积累还是遇到什么看什么？

芦苇：一开始是一部一部看，到了1980年以后，慢慢看一些经典影片。拿着本子一边看一边记。印象比较深刻的是看《甘地传》（理查德·阿滕伯勒导演，1982年上映）,上映的时候男主角和导演都到西安来了。

南方人物周刊：改革开放之前，你也看了很多电影，为什么你能看到？

芦苇：我条件比较好。父亲在西安市的人民大厦工作，工作内容之一是接待外国来宾。1950年代后期，有很多苏联援华专家来西安，因此能看到很多外国电影和外国歌舞团、艺术团的演出。

大概十三四岁，我就看过电影《卡比利亚之夜》（费德里科·费里尼导演，1957年上映），看了很多俄罗斯、阿塞拜疆歌舞团的歌舞，还听过日本艺术团唱能乐。

我的艺术之门开得很早，都是因为父亲的工作。那时候一般的孩子哪有条件看电影、看表演，我蹭戏、看电影，爬到电影院的后座里边偷偷看，大人顾不上，也不管。跟《天堂电影院》里面小孩的经历差不多。

南方人物周刊：当时这些电影已经可以吸引你了？

芦苇：是。像巴西电影《海之歌》（卡瓦尔康蒂导演，1952年上映）、苏联电影《静静的顿河》（谢尔盖·格拉西莫夫导演，1957年上映）我都看过。我看《静静的顿河》的时候会哭。为什么哭？不明白，但是觉得很感人，情不自禁。小说也看了，15岁的时候看完了，很吸引我。（电影和小说）我都深受感动，书（的感动）通过想象完成，电影是很直观的冲击。

南方人物周刊：下乡那段时间比较难看到电影，所以书成为了最直接的选择？

芦苇：成了我唯一的安慰。下乡以后就根本没有电影，会放几场样板戏，是16毫米的还是8毫米的都分不清楚，幕布在风中飘来飘去，吹得鼓动着。我看的也很少，一年一两部。

南方人物周刊：结束下乡以后看的第一部电影是什么？

芦苇：记不清了。那时候基本就不看电影，电影院放映的都是阿尔巴尼亚、朝鲜等国家电影，我看得很少。唯一有强烈印象的是朝鲜电影《卖花姑娘》。电影放的时候，好家伙，中国观众轰动，一下万人空巷，人山人海。

这个电影本身的质量我现在已经不好说了，因为有四五十年了。但是对于长期处于饥渴状态的观众来说，印象一定是深刻的。

南方人物周刊：开始从事美工工作的时候，算是正式接触电影行业了，当时是带着怎样的心情成为了一名电影工作者？

芦苇：你想，对于一个15岁就看过《静静的顿河》的人来说，参加那个工作纯粹没有什么喜悦。电影对我来说不过就是一个工作而已。（当时的）条件不允许拍真正的艺术电影。那时候都是样板戏，那是一种另外的叙事。我也不喜欢。对我来说，将来还是要画画，因为美术是一种自我表达。

南方人物周刊：你什么时候开始燃起了对于电影创作的兴趣？

芦苇：我真正觉得中国电影可以了，应该正眼看它了、对它认真了，是看到陈凯歌和张艺谋的《黄土地》以后。中国电影终于可以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把自己的真实历史拍出来。《黄土地》里那些老农跟我下乡插队看到的老农是一样的，那些生命个体都在我的面前复活，让我震惊。它的艺术品质、文学品质都很好。我就想：做这样的电影就有意义了。从此以后对电影就比较认真了。

南方人物周刊：这种认真在你工作上的直接表现是什么？

芦苇：越发主动研究电影技巧、研究经典电影，越发关注到自己电影业务的修养，有意识去训练和培养。

1978年以后，国外各种各样的好片子都进来了，那时候感觉很新鲜、很刺激。到了1980年代以后，我对电影的态度有了根本的转变，不再把它作为一个吃饭的饭碗，而是觉得这里边可以做饭，可以做事业。

南方人物周刊：从吃饭的饭碗到可以做饭的事业，怎么跨越？

芦苇：这是一种追求。

芦苇的速写

中国电影人对电影类型的认识在进步

南方人物周刊：在正式担任编剧以后，你有作品达到了“可以做饭的事业”这个目标吗？

芦苇：不能说每一部都做得很好，但我有这个目标，也是我力求的。当然因为（自己的）水平，有的还行，有的就没有。

南方人物周刊：比如我们现在提到《霸王别姬》和《活着》，觉得是经典，但是你提到这两部电影都会说“只是一次正常的合作”，我可不可以理解为其实这两部电影也没有完全达到你提到的目标？

芦苇：我一再说它只是一个正常发挥，是对我个人而言，如果正常发挥就是这个水平，如果达不到一定是发挥不正常。

南方人物周刊：你有一句广为流传的话：对于《活着》和《霸王别姬》，曾经以为这是第五代电影的起点，可没想到它却也是终点。

芦苇：是的，这是我的肺腑之言。

南方人物周刊：现在依然这么认为吗？

芦苇：依然。但是时过境迁，已经这么多年过去了，当初发出这种感叹的语境已经不存在了。中国电影有了新的问题。比如过度的商业化。很多大的投资集中在主旋律题材，社会的、民间的、生活中的小人物，他们的出镜几率就小了。现在的很多主旋律电影，创作手法比较陈旧。

南方人物周刊：主旋律电影有没有成功的典范，票房和口碑都可以丰收，电影质量本身也可以做得很好？

芦苇：主旋律电影它算是一种类型，在很大程度上带有宣传的功能。在我看来，《黄土地》就是主旋律，它拍得非常好，艺术性非常好，但是它的商业性稍微差一些。

南方人物周刊：《黄土地》距现在有快40年了，这40年间，中国电影工作者一直没有做出值得称道的主旋律电影？

芦苇：非常少。所以我对此耿耿于怀。作为类型片来讲，主旋律是挺厉害的一种。这是主动拍的、在艺术价值上和在思想性上都可以有内核的电影类型。但是很可惜，中国电影人总是做不好。

我很不甘心。我写了一些主旋律的剧本，但是都没拍。我当时看了抗日战争时期一个妇女的故事，她是山东根据地的义工，叫明德英。她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