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野千鹤子女士：你有灰心丧气的时刻吗？

上野千鹤子 （菅野胜男/图）

新冠疫情暴发的头两年，上野千鹤子独自生活在山间的一幢房子内。多数时间，她看书、写文章，偶尔接受媒体访问。好像不追求什么，内心也可以保持平静。其间，她与跨世代的社会学者、作家铃木凉美有持续一年的通信往来，两人谈论情色资本、恋爱与性、婚姻、工作、自由与男人等等，笃信能从实践中打破“结构与主体”的困境。这些信件结集为《始于极限：女性主义往复书简》，于2022年秋天在国内出版。

熟悉性别议题的读者或许对上野千鹤子并不陌生。她是东京大学的名誉教授，也是日本战后70年来最有影响力的女性学者。1948年，上野千鹤子出生于日本富山县，父亲是内科医生，母亲是家庭主妇，两人自由恋爱结合。“我的家庭可以说是一个很现代的家庭，却仍然发生了妇女被压制的事情。”成年以后，母亲成为她对抗的坐标。

上世纪60年代，上野千鹤子曾热切地投身于学生运动和反越战等社会运动，却在此过程中见证了内化于其间的性别压迫。她发表的第一本学术著作《解读主妇论争·全纪录》Ⅰ&Ⅱ以家庭主妇作为研究对象，将无偿劳动（unpaid work）的概念引入日本。而后，她的研究延伸至战争中的性暴力、父权制与资本主义。过去十余年，她的研究转向一个人居家养老临终。

一位独身女性，如何面对老年？

我们的采访从这里开始。当然，我们同样好奇，在性别不平等的社会里，她如何应对未婚未育的指责，是否有过摇摆？失去母亲后，身为女儿的她又如何与其对话？男性应如何维护性别平等？

许多人认识上野千鹤子源自三年前她在东京大学入学式发表的祝辞。在演讲中，她提到了东京大学存在的隐性性别歧视问题，并直言：“今后等待着你们的将是‘即便努力也不一定会有公平回报’的社会。”

近几年，她总以一头红发示人，红发之下是一张素净的脸，戴着银边眼镜，笑眯眯的。参与社会运动，将自我的生命历程融进社会学理论，在许多人的印象里，她似乎一直是个斗士。

可还是有些灰心丧气的时刻。大抵是，“我们这代人视作课题，并且自以为已经通过斗争实现的东西没有传递给年轻一代……每每看到这样的现实，我总会不由得沮丧。”她在回复我们的邮件里感慨道。

“这个世界好像从未改变，但其实又在变化。”在NHK节目《最后的讲义：上野千鹤子篇》的末尾，她说：“所谓的变化，并不是自然发生的，我能够自负地说，是我们改变了社会。”

“请不要使用‘孤独死’这个词”

南方人物周刊：尽管现在日本取消了旅行限制，生活恢复如常，但新冠疫情的发生确实改变了一些事情，比如经济的停滞、家暴率的上涨。也有研究表明，第一波大流行期间，学术界的性别不平衡加剧了，男性研究者提交的论文数量增幅远超女性。疫情是否有改变或推进你对自身研究的一些想法？

上野千鹤子：总体上没有改变，甚至还觉得自己的一贯主张得到了证实，即“平时就有的矛盾和冲突会在特殊时期被放大，变得更加严重”。各种研究表明，学校停课、居家办公等因素增加了女性的家务劳动负担，对单亲妈妈的打击也有所加剧。没有正式劳动合同的必要工作者（essential worker）以女性居多，她们失去了工作，收入急剧下降，陷入贫困。闷在家中的男性将压力发泄在弱者身上，家庭暴力问题的咨询数量同比增长了30%，无路可逃的年轻女性的自杀率急剧上升。问题中提到的“论文数量的性别差异”恐怕也与女性研究人员因被迫居家办公而增加的负担不无关系。有报告称，如果夫妻双方都采用居家办公模式，丈夫的工作往往享有更高的优先级，妻子没有属于自己的空间，办公时容易被家务和孩子打断。还有研究人员预测，ICT技术（信息与通信技术）的发展将会扩大信息层面的个体差距，进而拉开经济层面的贫富差距，造成所谓的“K型贫富悬殊”。这都是疫情之前就已经有人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