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文京：汉文如何在东亚世界传播与变迁

金文京和几位学友在“读曲会”上研读和整理《元刊杂剧三十种》，这项工作持续了35年，出版了多种成果。图为元代王实甫创作的杂剧《西厢记》之《崔莺莺夜听琴》，清人绘，款仇英，现藏于弗利尔美术馆。 （资料图/图）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里的这句话中国人耳熟能详。但为什么“三”就可以生万物呢？而且还有很多与“三”有关系的中国熟语，“事不过三”“三人行必有我师”……对此，韩裔日本汉学家金文京提出了一个很多人也许没想到的观点：“从音韵的角度来看，在古汉语的发音中，从一至十，只有‘三’为平声，其余九个数字都是仄声，因此，如果要在数字中调节平仄，‘三’出现的几率是百分之五十，独占半壁江山。所以，我认为，‘三’多见于汉语表达，具有丰富的象征意味，原因之一就是声调上的特殊性。”

童年的成长环境使得金文京对语言和语音非常敏感。金文京的家庭是居留在日本的韩裔，从小家里说的是韩语，上学和社交是日语，双重母语自由切换，让他很早就注意到语言之间的异同。

韩语和日语在语法、语序上有极高的相似度。“古代韩日在引入中国汉字时，最麻烦的是声调，所以他们都放弃了声调。韩国人和日本人在掌握了对方语言中三五百个汉字的读音后，就比较容易猜出对方的话。这样说吧，北京话和广东话的差别也许比韩语和日语的差别更大。如果有心的话，学会了韩语或日语中的一种之后，再学另一种其实很容易。”金文京说。

更让金文京感兴趣的是相似性中的差异。韩语和日语中的汉字词汇有80%相同，但通常读音不同。同样是汉字词，为什么读音会相差那么大呢？这是他小时候的困惑之一，也是他后来选择学习中文的重要动机。

从研究中国古典文学起步，逐渐将研究领域聚焦于元代以后的俗文学，再涉及整个东亚汉字文化圈的文化现象、汉字现象，金文京的研究对象乍看似博杂，其实自有其文化脉络。古代的日、韩、越南等国受到中国文学和文化的影响，汉文文体和汉字在这些国家所产生的变化，与元代以后汉文文体在中国内部的变化，其实有着可以相互启发的变化路径。尽管已经从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所长位置上退休，金文京依然担任日本中国学会理事长，周游于中日韩三个国家的汉字世界，就像他的专著《＜三国演义＞的世界》。

从“读杜会”到“读曲会”

金文京走上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之路，直接受到日本已故汉学大家吉川幸次郎的影响。他念高中的时候，吉川幸次郎的全集开始出版，金文京一本一本地买来“拜读”，开始对中国文学、文化产生强烈兴趣。进入庆应义塾大学之后，他毫不犹豫选择了中文系。大学毕业后，他考入京都大学大学院（即研究生院），在田中谦二的指导下攻读中国文学专业的硕士学位。

田中是吉川幸次郎的弟子，金文京考入京都大学时，吉川先生已经退休。“但很幸运的是，我参加了吉川先生发起和主持的‘读杜会’，有机会聆听吉川先生的教诲。”所谓的“读杜会”，就是专门研读杜甫的读书会。读书会是日本关西地区的大学通行的治学方法，师生共聚一堂，逐字细读研究对象，有时一场读书会持续十几年。

那时候金文京接触到的中国文学还是典型的“雅文化”，“主要是四书五经、先秦诸子、史书和唐诗宋词”。这些也正是古代日本和韩国接受的中国文化的主流部分。一次旅行完全改变了他对中国文学的想法。那是1970年代，一次偶然的机合他在香港看到了中国戏曲。“当时非常惊讶，这完全不像我所知道的中国，中国居然有这样的东西”。后来他才慢慢明白，任何国家的文化都有不同层次，有高层与低层之分，而中国的高层文化与低层文化的差别很大，特别是元代之后的戏曲，“一千多年来韩国和日本接受中国文学中最薄弱的一环就是戏曲”。

与欧洲很不一样的是，古代东亚的交流主要依靠书籍。“虽然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