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锦萍：越透明越好？公益透明的“尺度”与逻辑

“一个公益组织一览无余就是好吗？”

金锦萍的问题提出时，似乎便带有答案，“也不是，对吧”。在她看来，透明度只能称作“相对形象一点的描述”，用专业一点的词汇，应该叫做信息公开或信息披露。

透明有度：需求导向的信息公开

关于公益透明度的讨论，在本世纪初一连串的“启蒙事件”纷争下骤起。金锦萍认为，彼时作为“当事人”的慈善组织在信息披露方面做得不够充分，而这样的讨论本身在观念上便是一次刷新。

但她认为，在今天这个时代来看，透明这个词“并不是特别好”。

《二刻拍案惊奇》中，“透明”一词后面跟着“知道”，取“彻底”之意。金锦萍认为透明的意思是光通过的时候不受任何阻碍，“毫无阻碍是一览无余，慈善组织的专业性和组织性就被忽略掉了”。

这样的“诉苦”在《中国互联网公益观察报告2022》调研过程中多有发现，“面对一系列或真或假的公益丑闻，公众向来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揣测公益机构”，有公益机构负责人称，这样的要求已经让信息公开无度。

“公益组织是有隐私的，组织有组织的事业秘密，慈善从业者也有自己的职业尊严”，于是在透明之外，金锦萍更愿意强调透明的“度”，“不能只讲透明，尺度很重要，正所谓万事皆有尺度，过犹不及。”

她认为，这与公益组织的类型与特性有着密切的关系。公益组织可以按照不同性质、规模、形态、地域等划分出多样化的类型，由此呈现出透明度的差异化需求。

在符合法律底线性规定的基础之上，公益组织可以根据其自身特征和需求选择信息披露的程度。金锦萍以公司类比，“公司里面分很多种类，有闭锁公司，比如说三个人开个有限责任公司，就不需要向公众进行信息披露，但是上市公司就需要信息披露，因为股东人数太众多了，而且股东的身份在不断变化，因此这就意味着公司要披露必要的信息，让投资者能够进一步了解和判断股价的生长空间”。事实上，公益组织的信息披露原则的逻辑与其非常相似：透明度或者叫信息公开，实际上就是让公益组织的基础信息和核心竞争力为利益相关者知晓。

在她看来，透明的“度”就如弹簧一般，上下伸缩之间自有其内在逻辑，“如果基金会的捐赠者数量非常庞大，而且有可能每天都有不同的捐赠者，甚至有匿名捐赠者，这时候就不可能说一对一地在运作，信息公开就会是更好的选择了。”

另一方面，金锦萍将透明度与社会倡导相联系，“即便是一个非公募基金会，可能不通过这个途径去募集资金，但是依然要让公众看到、听到该基金会所从事的公益项目的意义、价值以及所关注的社会议题重要性时，也会进行必要信息披露，这起到的是一种社会倡导的作用”。

同时信息披露还得遵循法律的规定，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信息不得公开。根据民政部数据统计，截至2022年一季度，全国有儿童福利社会救助机构832家，精神疾病服务机构144家，因为面向特殊的服务群体，这些机构的内容宣传和信息披露必然经历一道筛选以维护受益人的隐私自由和尊严权利。金锦萍说道：“像是女童保护、艾滋病防治、残障救助等领域的公益组织，他是不可能做到完全公开的，这些信息也是依法不能公开的。”

如此，在透明度的背后，公益组织面对的是一系列复杂的问题：“哪些可以透明？”“面向谁透明？”“透明后会带来什么”……

资源有限：公益组织的核心能力

这样的选择摆在公益组织面前，重要原因亦来自自身资源的有限。

“信息公开是需要成本的，”金锦萍坦言，目前我国的公益组织朝着多元化发展，大型公益组织与中小型公益组织共存，对于一些小型公益组织而言，“资金不足”“人员缺乏”“技术水平欠缺”等都阻碍着公益组织的透明度建设，“例如一些草根组织，他不是不想透明啊，他就是能力还不能企及”。

除了机构的资源有限外，“捐赠人的资源也是有限的”，金锦萍直言，在捐赠人选择议题和组织的时候，自身资源的有限性会要求其慎重选择，而判断的标准是什么？

公信力或许是其中之一。“公信力是公益慈善组织对其利益相关者承诺的社会性问责制，包括其对一般大众、新闻媒体、捐赠者、理事、员工、志愿者和许许多多的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责任和义务。公信力源于公共责任和公共资源。良好的公益慈善组织要尽其所能地获取，尽其所能地给予，既动用了公共资源又承担着或重或轻的公共责任。”金锦萍认为，对于公益组织而言这种力量尤为重要，它是取信于捐赠者，取信于公众，取信于所有利益相关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维度。

在她看来，公信力就是公益组织生命的底线。公信力提升了，捐赠者自然就来了。

“透明度”是公益组织试图提升公信力的手段之一。一系列公益丑闻中，“诈捐”“暗箱操作”“套捐”等词汇频频引发公信力危机，直接导致部分机构所能获得的社会捐赠减少，“透明度”一度成为公益组织必须牢牢抓住的“救命稻草”。对于这种现象，金锦萍表示理解，“慈善行业也是一个市场，优胜劣汰的法则在这里依然奏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规定：“慈善组织应当向社会公开组织章程和决策、执行、监督机构成员信息以及国务院民政部门要求公开的其他信息；慈善组织应当每年向社会公开其年度工作报告和财务会计报告。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的财务会计报告须经审计。”

金锦萍解释，“法律规定的信息披露具有强制性，要求不算太高，而公益组织选择在强制内容之外进行的其他信息披露，才是形成其竞争力的关键，这具有任意性（或者称为“自愿性”）。”在此过程中，透明度与项目成效产生了关联，透明的“尺度”便有了差异化呈现。

不过，金锦萍强调透明度并非慈善组织最核心的能力，“还是要明确，信任不是陌生人之间通过信息公开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取得的，它不取决于公开多少信息，”透明度能影响公信力，但并不等同于公信力，“有效性和专业性才是取得公信力的关键。”

谈到这个问题时，金锦萍深有感触，“我时常会问一些公益组织，‘你的安身立命之处是什么？’‘你为什么存在？’‘你干嘛要设立这样一个组织？’‘你设立组织的宗旨和目的是什么？’‘为了完成初心，你有没有去竭尽全力地研发你的公益项目？’”

在金锦萍看来，形成公信力的要素更重要的在于项目本身，这也反向为公益组织发展提出通路：

第一步是研判一个真实的社会问题，并且释放需求；而后是思考解决这一社会问题的方法和路径。“要科学、合理、有效，还要可持续”，金锦萍表示，“然后把做得好的方向释放给他者知晓，尤其是利益相关方。”

何以有度：公共平台与多元视角

从这个角度而言，将这些信息如何正确释放，便有重要意义。

此前，一些公众通过志愿的方式亲身参与到项目中去，他们之中，有人长期扎根在公益一线，有人来回奔走于活动之中，有人投身于项目宣传，有人活跃在幕后筹备……当公益项目的有效与专业完整地呈现在他们面前时，信任便应运而生。不仅如此，金锦萍举例，比如一些人他本来就是项目曾经的受益者，获得过帮助，那这部分群体也自然会愿意信任这个机构，将爱心传递下去。

这种直给的信息传递能够为公益组织吸纳一批忠实拥趸，形成稳定社群。

“你会发现这个时候这种信任并不取决于组织公开了多少信息，而是他们通过这种方式已经对特定组织建立起足够的信任，”金锦萍表示，“公益组织要与利益相关者建立起伙伴或战友关系，这才是透明度或者信息披露背后的逻辑所在。”

不过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效率太低”。

据民政部《2021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21年底，全国共有社会组织90.2万个，涵盖教育、医疗、养老、环保、文化、艺术等各个领域，资源有限加之疫情影响，公益组织仅仅依靠线下方式传递信息遇到重重困难，更高效和直接的信息释放渠道被呼唤。

在金锦萍看来，腾讯公益、美团公益此类互联网公益平台正在扮演这样的角色。“腾讯这些年一直在努力地搭建一个更理想的公益生态平台。”

2022年4月，腾讯公益推出首期线上公益“股东人”大会，哪怕只捐出一元的捐赠者也会收到邀约，并以“股东人”的身份参与大会。9月9日前夕，100家机构密集开展了共计105场公益股东人大会，百家机构齐发财报的现象一时引发行业热议。据统计，首期公益“股东人”大会就吸引超过2300位爱心网友参会问询。“我捐的钱怎么花的？”“给受助人带来了什么改变？”“今年收到的善款打算怎么用？”在“股东人”大会上，捐赠人可以对公益机构善款使用的透明度进行公开询问和监督。

公益“股东人”大会， 是腾讯公益在透明度上的又一创新：一方面，每一位捐赠人都可以直接行使对捐款信息使用进度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另一方面，被质询的公益机构也能借此机会向公众展示自己，提升公信力。

结果是令人惊喜的，据金锦萍及腾讯双方提供的观察、数据交叉印证，参加首期公益“股东人”大会的公益机构满天星公益，在会后不仅获得了很高的知名度，且增加了近4万的捐款额度，而这是该机构平时半个月的筹款量。

不过在金锦萍看来，增加捐款的数额并不是“股东人”大会最重要的作用，她更看重的是对整个公益生态的影响。

“公益生态是非常多元化的，有面向社会不特定公众的，也有面向社区的，甚至还包括同时蕴含着自助、互助、他助和公助等多种目的的公益组织和公益项目，”金锦萍认为，受疫情影响，线下公益活动受到极大限制，公益的某一领域发生明显变化，原本的沟通模式不再顺畅，公益生态失衡，互联网平台便逐渐受到重视，“因此我觉得公益‘股东人’大会它提供了一个沟通渠道，让那些公益组织得以站在台上去向感兴趣的捐赠者展示自己。”

这也正是腾讯公益“股东人”大会等活动落地的现实意义之一，不仅如此，社会倡导价值也是此次大会的题中之意。

“公益股东大会的社会倡导意义尤为重要，”金锦萍从三个方面进一步做出解释：首先是议题点亮，通过互联网平台可以向大众展示那些对社会的发展具有重大深远意义的项目，发出倡导并提出解决方案，由此改变公众的理念；其次是组织点亮，在这个议题里面会有很多组织，但是真正有勇气有意愿站到台上的组织，一定是一个敢于接受挑战，甚至愿意去接受责难的组织，所以就给了组织展现自身的机会；最后是沟通对话，公益“股东人”大会搭建起组织与捐赠者之间的一种连接对话，但是这种沟通应该是平等的，而并不存在哪一方是居高临下的。平等的、互相尊重的沟通同时也在创造一种公益文化：施助者、受助者以及这两者之间的以公益为业的人，在人格上都是平等的。

汇总来看，一个由互联网公益平台搭建的新型公益生态已初现雏形。在现今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互联网+公益模式引导着公益的发展：公益组织回归初心，瞄准社会痛点，展开有意义的公益活动；做到透明有度，以平台为依托持续保持与捐赠人的有效沟通；捐赠者信任公益组织，合理分配自身资源，并有尺度地行使知情权与监督权。

但是世界仍然处于不断变化之中，面对这些无常，金锦萍开始自问“真正好的，能够促进慈善事业发展的是什么呢？”

她沉思了片刻，随即自答道：“尊重价值理性，提供尽可能多的慈善路径和工具，让大家自由选择，社会上有很大量的中介组织、慈善行业组织、服务性组织、支持性组织被催生出来，助人从善，所有想从善的人从内心流淌出的善都能够非常顺畅地实现；慢慢地，形成一种公益生态，乃至公益生活，自然而隽永……如此，便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