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建造中国的现代建筑? 建筑师张永和的理想和现实
“我现在绕了一个圈,又回到建筑本体了。建筑设计要干什么?就是盖一个房子,得把房子最基本的部件都搭对了,从材料,到空间,到结构。”
就和白话文来自底层百姓的语言一样,民居也是底层老百姓的居所,它更简单、基本,更适应现代化。
“中国现代建筑的探索,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第一代海外学成归来的建筑师开始,如今依然在摸索之中。”伍江在研讨会上说。
(本文首发于2022年10月20日《南方周末》)
责任编辑:刘悠翔
“没地儿,肯定没地儿……”车还没到颐和园,张永和就开始头疼停车位。他对停车感到悲观,和妻子鲁力佳出门游玩,他总是担心会找不到车位。
不过,他还像年轻时一样,是一个连轴转的建筑师,七八个项目、好几个工地轮流跑,很难想象有哪一天会“平平安安”度过,他说这是一个建筑师的常态。他已经好几个周末没有休息了。
这个夏天的张永和似乎格外忙碌。2022年8月16日,一场纪念他父亲张开济的学术研讨会在线上召开。张永和与来自中美两国的专家在直播室里回忆同样作为建筑师的父亲,三千多的观众量对于一场专业的建筑史学术研讨会来说,已经算是“爆棚”。
张开济是继梁思成、杨廷宝、刘敦桢等人之后,中国第二代现代建筑师的代表人物之一。2022年是张开济诞辰110周年,研讨会的主题为“中国现代建筑之理想——张开济与1950年代的中国现代建筑”。“我们今天需要推进的工作,就是从他们那儿开始的。他们想要做的,是如何超越风格的现代建筑。我们今天还是面临这样的问题。”张永和在研讨会上说。
这确实是张永和多年来一直在追寻的问题:“如何建造中国的现代建筑?”或者用法国建筑科学院院士伍江在研讨会上的话说:“他们那代人受到来自西方和苏联的影响,面临着极大的困惑,到底什么才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建筑?他们有着强大的探索动力,也有着很大的纠结。”
中国第一代建筑师们在新中国成立前主要落脚于各个私人建筑事务所,到了1950年代,私人建筑事务所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国营设计院。张开济便是从私人建筑事务所过渡到国营设计院的一代人。而他的儿子,又在1990年代成为了新的一批私人建筑事务所的创办人。
张永和的建筑事务所叫“非常建筑”,位于北京隆福寺附近。二十多人的小团队把不大的空间占得满满当当,走廊上堆满了历年设计的建筑模型。张永和的办公室里放满了他自己设计的小摆件。一张挂毯的设计图挂在办公室的墙上,设计图上是16个空房间,4×4排列,每个空房间的尺度及透视关系都不一样。“这一看就是建筑师会干的事儿。”鲁力佳说。
接受采访的时候,张永和的精神状态和正式场合完全不一样。饶是一位成名多年的建筑师,他还是无法适应正式的社交场合。“我特别无所适从,但还得给你们照相,我也没办法。”他说。
“如何建造中国的现代建筑?”面对这个问题,尽管他看起来已经比他父辈的那一代人有了更多的实践,但他难有十足的把握。
回到建筑本身,他的回答就变得简洁、澄澈:“我对建筑学的认识,越是外行越容易懂。就说建筑是干吗的?最简单的,不就盖房子嘛。一个学生在学校,你到底学不学盖房子?其实就是这两个问题。”
而他依然要面对大众、面对业主,以及通过媒体让人们意识到自己理解的建筑是什么样的,这时候他悲观的一面展露无遗,他说他特别痛苦,“如果要我选择的话,我选择不说话,我是说话特少的一个人。”
“非常建筑”
1996年,张永和辞掉美国莱斯大学的教职,回中国当建筑师。那时候,市场上还是以大设计院为主,只有几个零星的独立建筑事务所,“独立的建筑实践的基础几乎不存在”。他是新中国最早的独立建筑师之一。
张永和说自己是个特别懒的人,“不是老坐沙发上看电视那种懒”,而是“怕事”,但是父亲张开济很早就让自己和哥哥学英文。1967年,父亲和家庭面临特殊困境,但他对他们兄弟说,“你们俩十来岁了,应该学英文了”。上大学之后,也是父亲提出来,哥俩都应该去留学,“其实我又是特别害怕,怕人生地不熟,怕独立生活”。但“怕事”的张永和在美国立住了脚。
萌发回国的念头还在更早的时候。1984年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拿到建筑学硕士学位后,张永和进了旧金山的一家建筑事务所。那是一家偏商业的事务所,他没有时间做自己喜欢的建筑,于是过了一年,他又回到了波尔州立大学(Ball State University)——他的母校任教,此后辗转于多所美国大学。
那是一段孤独却充实的时光,白天上课,晚上有自己的时间,画了自己喜欢的东西,就拿出去参投一些建筑概念竞赛。他的建筑思想慢慢在那段时间成熟。“那时开始想回中国,奔着正在发生的当代文化去。”中国的现代建筑在改革开放后渐渐开始转型,未来的中国现代建筑是什么样子?张永和想要参与进这个正在发生的时代,“我觉得中国的机会除了所谓创业挣钱,还面临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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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奎因